第二百三十五章 在飞机上
情报组有一个成员叫周迅予，此人不好好干事，游手好闲，逛妓院，下赌场，根本不把沈叔逸放在眼里。有一次，沈叔逸批评了他，没想到他居然嚷了起来：“怎么，老子就是去了窑子，你能把老子怎么样。”
沈叔逸决定杀一儆百，先拿周迅予开刀。
沈叔逸知道周迅予经常不回家，薪水不给家里，全在外边胡花光了，他老婆拿他没有办法。于是，沈叔逸给会计交待，从周迅予每个月的薪水中扣下四十元，亲自送到他家里。为此，周的老婆非常感谢沈叔逸，并对他说：“这该死的，成天不着家，钱也不给家里，要不是沈先生,我还不知道该怎么办。”
每次去送钱，周迅予的老婆都要诉一番苦，把周迅予在外边干的一些坏事说给沈醉听。沈叔逸回去以后，就把在周迅予老婆那儿听到的全记下来。几个月后，沈叔逸把周迅予的所作所为整理成详细的材料，交给了戴老板。这份材料罗列了周的三大罪状，说他“不务正业，玩忽职守，背叛组织”。
这三大罪状在鸡鹅巷53号中是要受到严厉惩处的。戴老板看到材料后，十分恼怒：“周迅予无法无天，太不像话。”提笔批示道：速解周迅予来南京受审。
收到戴老板的批件后，沈叔逸故伎重演，让周和他一起到南京汇报工作。等周一到南京，几个打手就将他拿下，送进了大牢。打那以后，情报组的特工们，知道了沈叔逸的厉害，再也不敢在他面前放肆了。
抗日战争爆发后，沈叔逸跟随戴老板来到了重庆。从鸡鹅巷53号搬到重庆罗家湾19号后，戴老板趁这个机会，对组织进行了大整顿。组织总部下设情报、行动、电讯、总务等八个处。沈叔逸先是被提拔当了重庆卫戍总司令部稽查处上校副处长兼督察长，然后又被提拔为总务处处长，成为组织中最年轻的处级官员，人称是罗家湾的总务专家。
除此以外，沈叔逸还是罗家湾里有名的暗杀高手，在上海的时候就奉命执行过不少的暗杀和诱捕任务，包括诱捕共产国际驻中国的情报机关负责人华尔敦。
“久仰沈处长的大名。沈处长不要这样说，调遣那是说不上，大家也就是共同努力，携手完成抗日大业。”刘建业连忙说到。
“我们还是先谈谈这次任务的具体情况吧。”沈处长说道。
“好的。不知道戴老板是怎么对你交待的？”刘建业问道。
“戴老板把这个信封交给我，然后就说要我到这里来找刘将军。具体是什么情况，我也不知道。”说完，沈处长掏出了一个信封。
刘建业打开信封，掏出里面的信纸，一看，就是自己下午开列的那张名单。戴老板果然是天生的情报人员，做事谨小慎微，滴水不漏，连沈处长也不知道信封里面的内容。
“这是一张名单，里面是沈处长你这一次带着人要化妆潜入缅甸，去寻找的重要人物。这里面德钦努和德钦秀貌（后来的缅甸总统吴奈温）是缅甸缅人独立势力的首脑人物，他们虽然地位不及昂山，但是在组织内部有很大的影响力，他们对我国也有一些好感。你们到那里以后，要努力和他们取得联系，争取他们对我国抗战的同情，最好能够说服他们与我们进行会晤。吴努刚刚获释，我们正需要趁着他还没有加入日本方面，把他拉到我们这一边来。下面这些人就是缅甸各少数民族的首领和地方上的土司，最好能够请他们到腊戎来一起参加会议，就说我们会给他们意想不到的好处。最后这一个不太好办，实话说，他不在缅甸，而是在云南的德宏，不过具体在什么地方，就不太清楚了，他还是不是活着，也不清楚。我之所以把这个人也列在名单上，是因为这个江阔是缅甸的最后一个王孙，曾经号召过他的国民，特别是上缅甸一带的国民起来反抗英国人，当时许多的地方土司也曾经起兵响应。即使他现在已经死了，只要他还有后裔活着，我们就可以打着他的旗号，依靠我们曾经是缅甸宗主国的地位，号召缅甸的国民跟随他反抗日本人。有了这样的旗帜，即使是巴莫和昂山，也会感到棘手难办的。”刘建业向沈处长详细地解释着。
“只要他的后裔还活着，我们就有办法把它找出来。”沈处长自信的说。
“这个人对我们的意义非常重大，1890年江阔带着人从缅甸退入德宏，德宏当地的地方官员肯定会有记录在案的。我想这一点，沈处长应该知道怎么做的。”
“只要有了线索，我们就一定会有办法。”
“沈处长最好再利用你们的汽车队，多运送一些日式的武器弹yao到腊戎去。我们要请人家帮我们的忙，自然是要给人家一些好处的，不然，那些土皇帝们可不会轻易买我们的帐的。”刘建业又提醒道。
“这个我一定会办好的。”作为罗家湾的总务处长，这点事情自然不会难倒他的。
“好了，现在就先是这些。以后还要看事态的发展情况，也许还会有麻烦到沈处长的时候。”刘建业说道。
“那好，我现在就去安排。”说完，沈处长起身，戴上墨镜，走了出去。
第二天下午，刘建业跟随着他的新上司，那个来自美国的老头乘坐一架美军飞机，从陪都起飞，飞往腊戍——
今天，我发现我的文章刚刚更新不超过2个小时，就已经有网站贴出了盗贴，这让我心里很不舒服。
我不是一次说过我是业余写手，写这个的收入非常微薄，勉强够付我一个月的香烟钱，还只是10块钱一包的,不是什么好烟。
飞机并没有直接到达目的地腊戍，而是先行飞到了云南的省会昆明，在那里的机场加油。当飞机在机场上停下来的时候，刘建业早已经进入了半梦半醒之间。即使在登机之前，刘建业还在拼命的查阅陪都里能够找到的所有中文的有关缅甸的资料，可惜让他失望的是，那些资料不是本身实在太古老了，就是用晦涩难懂的文言文写成的，看了以后简直不知所云。只苦的刘建业累得两只眼睛都挂上了黑眼圈，严重的睡眠不足。
飞机在机场加满油以后，再一次起飞了。
“刘仲良，你怎么睡着了？”一个略显熟悉的声音，在刘建业的耳边响起。
刘建业懵懵懂懂的睁开了眼睛，看到了一张以前见到过的面孔，以前的委员长侍从室的林主任，现在的中国驻滇参谋团团长。
“原来是林主任，晚辈有一些累，就在飞机上搭起了瞌睡，让主任见笑了。”刘建业连忙表示。
“不用再说了，我知道你现在很累。恐怕你到了缅甸以后会觉得更累。”林中将意味深长的说道。
“我想应该差不多，就现在的局面，我们想要扳回来，难度很大。”在林中将面前，刘建业没有必要隐瞒或者强撑。眼前的这位林中将是辞公派系里的主要干将之一，算是刘建业的前辈了。对他隐瞒毫无必要，不如实话实说，说不定还能得到他出手相助。
“现在的局势如果打得好的话，还能和日本人打成一个平手，要是一不小心的话，绝对会输得干干净净。”林中将小声地对刘建业说道。
刘建业明白林中将压低声音说话的用意，是不想让坐在前排的史迪威听到。那个固执而刻薄的老头，在美国军队里都有着一个并不是很好听的绰号，叫做“刻薄的乔”，意思就是指他的心胸并不很开阔，时常会有一些锱铢必较的事发生。如果让那位刻薄的乔听到了两人的谈话，恐怕又要发生一场风波了。
“林主任这一次是要到哪里去？不会也是到腊戍吧？”刘建业问道。
“你算是说对了，我就是要到腊戍去。”林中将答道。
“去当那个人的参谋？”刘建业小声地用浙江话说道，一边说一边还用手指指着史迪威的背影。
“委座实在不放心，要我来这里作他的代表，所有的命令都要有我向他发报，得到他的批准才能施行。”林中将倒也没有隐瞒什么。
刘建业听了以后倒也没有惊奇什么。他知道这是最高统帅的一贯毛病又发作了。每当最高统帅对前线的战事过于关心的时候，他就忍不住亲自代替前线指挥官指挥，甚至直接把指挥官架空。不少的国军高级将领，对此是无可奈何，只能听之任之。只有第五战区的李长官敢于公开要求最高统帅不要插手他第五战区的战场指挥。最高统帅到也是非常守信，在李长官在任期间，从来没有越俎代庖，只是到了后来李长官离职以后，他才又忍不住上阵了。也难怪桂系的小诸葛，桂林行营的白主任，曾经发牢骚地把最高统帅评价为最多只能当好一个师长。
最高统帅的这一手，实际上还是摆明了他不信任史迪威，不肯像对史迪威做的承诺里那样，把进入缅甸作战的中国军队的指挥权交给史迪威。必要的时候，他将亲自行使前线的指挥权。不过，身处距离缅甸数千公里之邀的陪都，做出的决定可能于战场形势相符合吗？
“我昨天晚上，反复的看了地图。我觉得无论如何，在仰光、庇古失守以后，我军原定进至同古地区协助英军在仰光发动反攻的计划必须重新考虑，此后我军在缅甸作战绝对有必要使用纵深配备战略。我军应当以腊戍、密支那等缅北重镇为后方，以位于缅北的旧都城曼德勒为中心，集结主力于曼德勒附近，诱敌深入，待与日军交锋之后，通过坚强防御挫败敌人的锐气，再反攻突破之。”刘建业对林中将说道。
“说说看你的根据。”林中将看上去对刘建业的想法很有兴趣。
“我主要是基于以下几点的考虑：一是对英军在缅甸继续作战的决心，我不表信任，担心我国军队倾力前突后，后方空虚，一旦战事不利，将面临孤军深入的危险。他日有撤兵必要之时，两国军队必陷入绝对混乱之现象而出现空前之危机。二是怀疑我军和英军两支军队的协同作战能力。我们和英国人在指挥权和联络上均不协调。仰光失陷前，我国在指挥权上虽愿让步，但英方并不愿意指挥我国军队，不愿承担由此而来的责任。仰光失陷后，我们又对英国人不放心，不愿将远征军交给他们指挥，在共同指挥上的协商始终未获结果。就算是美国人愿意出来指挥，恐怕现在两支军队都会不信任他们。三是英国长期殖民统治造成当地民众对英军反感甚至痛恨，我国军队作为英国盟军，部队行动也必然受到影响，而缅甸混乱的交通管理也将极大影响我国军队的机动。在得不到民众支持，又是出国作战，地形生疏，天时、地利、人和均不在盟军一方情况下，慎重行事，应属必要。俗话说得好，小心无大错。在战场上，我们最好先尽量不犯错误，再考虑适时的主动出击。”刘建业说道。
“实话跟你说，委座的想法也是差不多就是这样。委座曾经考虑，我国出兵缅甸，最重要的是欲保住缅甸尤其是仰光的出海口，获得盟国战略物资的接济，仰光及东南亚地区失陷后，这一目标已难以实现，在英国方面未表现出坚守缅甸决心情况下，我们当然也不愿为英国作嫁衣，担当防守全缅的义务。对于我们来说，只要能够保住一条能够顺利得到外界援助物资的陆地通道也就可以了。其他的，我们不想太多。但是，考虑到美国的意愿及盟国联合作战等诸多方面问题，委座认为，从缅甸撤军不太现实。”林中将对刘建业介绍着。
“委座的考虑确实比较符合实际情况。以我的看法，比较符合我国利益的选择是先确保曼德勒地区，在此作纵深防御，伺机发动反击。战略战术原则应当是战术上要取守势即以守为攻，战略上要取攻势即以攻为守。以守作为攻守的重心。”刘建业考虑了一会对林中将说道。
“委座原来的想法，就是集中远征军主力在曼德勒地区与日军进行作战。委座认为，在曼德勒地区作战有几下几个好处：曼德勒扼缅北之咽喉，为缅北广大地区之屏障，同时，又是我国经缅北西向印度公路、铁路交通之枢纽，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保卫曼德勒，既可使缅北地区充当我国大西南地区的缓冲，使大西南地区免受日军的直接威胁，又可保住我国经缅甸至印度的对外通道，维持获得外援的间接途径，符合我国的战略利益。也就是说，仰光失陷后，守住曼德勒，即是我国在缅作战的最大利益目标。同时，一旦作战失利，我国军队以曼德勒为中心，后有密支那、腊戍等稳固据点，撤兵也较为容易。另外，从缅甸地形看，以曼德勒为界，以南多平原地区，以北则为山地，依托山地作防守战对武器配备较落后的我国军队也显然更为有利。”林中将说道。
“这个想法实际上是很好的，如果我们能够守住曼德勒，固守以曼德勒为起点之斜线，得以保住密支那与腊戍，使中国与印度间公路铁道之交通不致中断，就能保住缅西北的大片土地。这样我们就对日军形成可进可退的态势，同时还能继续获得外界援助物资。一旦时机成熟，我们就可以从曼德勒向下缅甸的日军发动反攻。这样的战略构想，为何没有实行呢？”刘建业不解的问着林中将。
“还不是因为那个老头。”林中将指着史迪威的背影，对刘建业说道。
“这个我知道，他一心想着要我们从同古向仰光反击，然后再打到毛淡棉等地。把日本人赶出缅甸。只是在目前的局势下，这可能吗？以我们的这点力量，能够守住上缅甸就不错了，哪里能奢望反攻？那个老头在陪都还居然说立即发动进攻，这个时候我国军队不过刚刚出动，大部分部队尚在国内，十日之内反攻的说法近乎天方夜谭。而且我敢说，只要一进入缅甸的日军第15军作战不顺利，日本南方军肯定会征调更多的精锐部队到缅甸作战的。到时候，我们能不能活着回的去都成问题了。”刘建业对林中将说。
“我最担心的是那个老头一旦到了缅甸，就会自行其是的。”林中将担忧地说道。
“我想他一定会的。我看得出来，他的个性很固执，在陪都的时候，他还能暂时表态放弃反攻仰光的计划，但是，一旦他到了缅甸以后，那里就没有人可以直接制约住他了。以他的个性，他肯定会把校长的计划全部忘得光光，立即准备将其在缅甸发动反攻的计划付诸实施。”刘建业也对此表示了担忧。
在原先的那个时空里，史迪威以中国远征军指挥官身份抵缅甸后，立即就准备将其在缅甸发动全线反攻的计划付诸实施，完全不考虑最高统帅的意见。史迪威的权限，是缅甸战役初期一个颇引起注意的问题，最高统帅通常被指责为对史迪威放权不够并实行遥控，史迪威本人事后也一再抱怨自己权限不足，并将失败主要责任归之于此。对这一问题，首先应该看到这样一个事实，就缅甸战场言，史迪威的身份是中国战区参谋长及中国军队在缅指挥官，因此，史有执行、贯彻中国战区统帅基本作战意旨的义务与责任，这一点，最高统帅在与史迪威谈话时曾明确加以指出，而史也以此为当然。其次，史迪威作为中国远征军的指挥官，有权在中国统帅部指挥下，行使前线的具体指挥权。
在具体指挥权上，应该说，这一时期，最高统帅是准备予史迪威充分权利的。3月4日，最高统帅在腊戍接见代理远征军司令官的第五军杜军长时，当面表示其归史迪威指挥，并命令其对史绝对服从。虽然，当杜军长反问如史迪威命令不符合最高统帅本人决策应如何对待时，最高统帅没有明确答复，但是，在回到重庆后最高统帅又特地给杜军长写了一封亲笔信，说明必须绝对服从史迪威的重要性。也就是说，只要在总体战略以外，最高统帅希望并明确史迪威应真正行使权力。
可见，不管最高统帅内心是否情愿，抑或此前他如何进行指挥，在美国派遣的参谋长史迪威面前，他的行动是谨慎的。其实，当时史迪威本人也为此感到庆幸，他在日记中写道：“中国人接受了我的地位，这近乎奇迹”当然，由于中、美两种军事文化和传统的不同，施予者和接受者可能在权力的理解上出现了差异，在最高统帅看来，指挥权只意味着在他的战略方针指导下的具体实施权，而在史迪威看来，指挥权即意味着他应该有驾驭整个战场的权力，其中当然包括对战略指导的变更，这又是最高统帅当时尚不愿也不能接受的，史迪威感到的权力不足，更重要的可能就在于此。
由于史迪威在战略思想上与最高统帅有着根本的分歧，而史迪威又并不想放弃自己的见解，远征军的整体战略必须在两者间作出选择。史迪威到前线后，力主中国远征军应在缅甸发动反攻，夺回被日军占领的仰光，提出“同古会战，收复仰光”计划。21日，史迪威签发作战命令，规定：“我军决在同古附近拒止由培古方面北进之敌，并与英军协同作战”。为此，“以第二百师及第五军直属部队及第六军之第（暂）五十五师主力，归杜军长指挥，担任同古方面之作战”；“第五军之新二十二师即由曼德勒开唐得文伊附近，…准备支援普罗美方面英军之作战”；“第六军方面，就现在部署，准备拒止由泰国方面来攻之敌。”这样，中国远征军主力将投入同古方向，最高统帅强调的步步为营、重点设防计划只能徒托空言。
在决定中国远征军命运的关键时刻，最高统帅并不情愿地对史迪威作出了让步，放弃其在曼德勒实行主力决战的计划，同意将中国远征军重心大幅度南移，在同古一线准备投入3个师加上兵力约1个师的第5军军直属部队，由此，远征军大部分兵力将越过曼德勒。最高统帅以曼德勒为中心，在腊戍、密支那等地步步为营的战略计划实际已告放弃。这一变化，依照最高统帅本人对史迪威的说法，“将军既为予之参谋长，又负指挥我军在缅作战之责，自当参酌尊意”。史迪威也满意地承认：“这是一个相当大度的让步”。固执的最高统帅之所以会作出这一让步，当然不是如史迪威自己认为的他的计划有多大的说服力，关键是因为其有美国这一实力国家作后盾。但是，衡量当时缅甸战场的实况，这一让史迪威满意的决策，在战略上却并不明智。
在同古展开会战的出发点，旨在迅速向日军发动反攻，夺回已被日军占据的仰光地区，但是，从当时战场总体形势衡量，这种思路其实并不现实。首先，从盟国和日本对垒形势看，由于日军已控制泰国，日军在缅泰长达千里的交界地区对缅甸形成巨大压力，缅甸狭长的地理特征使缅甸尤其是位于南端的仰光防御需要从南到北投入极大的兵力，在英方并无防御缅甸决心情况下，中国要独力担任这样狭长的防御地带，事实上难以做到，因此，即使中国远征军夺回仰光，长期固守也相当困难，何况此时仰光出海口已受日本海军威胁，难以充分利用。
其次，史迪威包括最高统帅对日军进攻缅甸的决心其实都估计不足。3月上旬，根据缅甸方面英军抵抗软弱、中国远征军开始出动的新形势，日本南方军决定“捕捉战机，果断作战，迫使曼德勒附近之敌尤其中国军队进行决战，尽量于短期内歼灭之”。预定在5月底前基本完成作战。为此，该军决定除以原第15军继续担任进攻作战外，再将第18、56师团及第三飞行集团等部增派到缅甸战场，预定3月中旬至4月上旬到达。同时以第38师团及近卫师团各一部为预备队。这样，日军实际准备投入作战的部队已达四个多师团，大大超过中国估计的二三个师团之数，而中国到日军预定完成增兵计划的4月上旬实际可投入曼德勒及以南地区作战的部队只有5个师，考虑到日军的空中及火力优势，以及其在包括与英、美军队作战中表现出的强大战斗力，这样的兵力对比对远征军显然是不利的。所以，中国驻滇参谋团的林团长在事后的总结中认为，同古决战目的如为击破敌人，兵力“嫌过小”。
再次，中国将主力投入同古地区，在军队的进退中都将受到友军协同、交通、后方运输和部分缅人蓄意破坏的更大压力。远征军要实施同古会战，关键是必须迅速集结数个师的部队，在日军援军到达前，一举击敌取得成功。但按原定计划，远征军除第200师外，其余部队需在3月23日以后方能到达曼德勒东北地区，而曼德勒到同古还超过由国内出动至曼德勒的距离，并且由曼德勒输送至同古较之前一段运输更为艰难。虽然后来由于各方努力，运送速度有所加快，但要抢在敌人援军到达前集中同古，事实上仍无可能。3月中旬，马格威机场被炸，盟军在缅甸的空中力量遭到毁灭性打击，日军取得在缅作战制空权后，这一问题更加突出。当时，史迪威对之未予足够重视，如当最高统帅反复向其说明应防止第五纵队之活动时，史迪威表示“迄今尚未发现彼等有何不利我人行动之举”，对之轻描淡写。但当战争大规模展开后，上述问题即一一暴露。史迪威日记记载，26日，远离战场的仁安羌“英国士兵之间发生了骚乱，英国人正在摧毁油田”。同时，铁路运输“因缅人发生工潮，曾停止数次”，整个交通状况“糟糕透顶，职员们都已跑掉”，中国军队的运输计划无法正常进行，不得不临时从国内紧急抽调铁路员工到缅投入运输。这些本应事先通盘考虑的问题遭忽视，其后果是恶劣的。
复次，在同古展开会战还牵涉到一个微妙的战斗心理问题。由于最高统帅的让步是在史迪威压力下作出的，最高统帅对进攻作战大有保留，这种态度通过各种途径必然影响到前线将领。本来，远征军将领对史迪威就抱怀疑态度，如史迪威本人所说：“考虑到他们的历史以及与外国人打交道的经历”，“让他们在这关键地区把两个军交给一名该死的外国人，而对此人又知之甚少，难以过多信任，未免期望过高。”尤其是这一外国人贯彻的又是为他们并不熟悉且和最高统帅意志不尽相同的进攻战，前线将领的犹豫和观望实可想象。缅甸战役失败的连环扣，很可能就由此拉开。
事实上，从双方力量对比看，欲在同古地区阻击日军并发动反攻的设想也不现实。日后的实际战局进程显示，中国装备最精良的戴安澜第200师加上庞大的第5军直属队在同古抵挡日军一个师团的进攻即显得十分勉强，虽然后来有增援部队加入，仍无法遏阻敌人的进攻，随着日军增援部队的到来，不得不最后撤出阵地。因此，即使按照史迪威的计划，再出动一个师兵力投入战斗，也很难实现击垮敌人的目的。在这一点上，长期指挥中国军队作战的最高统帅当然更有发言权，他对史迪威直言：“中国军队由于武器、装备和运输方面的缺陷，须三个师才能抵挡日本一个师，在这种基础上发动进攻是根本不可能的。”同时提醒史，己方军队“一经后撤，倘无生力军在其后方完成防御阵地，欲其中止退却，至感困难”。这些，虽然让人不无泄气之感，但又确是符合当时中国军队实况的经验之谈，实际上，当时中国军队3个师和日军1个师团兵力上也只是相差无几。
正是有着上述的诸多考虑及对本身军队的了解，最高统帅一开始就倾向于在曼德勒进行防守反击战，客观看，这一计划不应视为单纯的消极避战。如其计划得以实施，可以预见的是，由于中国军队的持续阻击，日军到达曼德勒的时间应在4月中旬以后，届时，中国可在该地区集结5-6个师兵力，加上英军，在数量上可形成较大优势，而日军长途进击，又占据许多地区，需分兵把守，此长彼消，形势有可能向有利于盟军方面方向转化。加之曼德勒靠近中国西南地区，“增援与给养之供给，尚占优势”，在此作战，军队运输、后方威胁及第五纵队的消极影响都要比缅南小得多。这些条件利用得好，相持乃至取胜的机会并非没有。退一步说，只要能够相持，到6月进入雨季，日军大规模进攻就难以实施，这样中国利用半年的时间就近准备，缅甸战场形势向有利于中国方向发展的可能性将更大。所以蒋介石在与最高统帅谈话中对雨季的来临表示出相当期望，将此作为其防御反击计划成功的重要一环。可惜当时史迪威信心满怀，不能接受这种稳妥战法，而最高统帅又出于种种考虑，不敢过分拂逆史迪威，以致部队倾力南下，选择了成功希望很小的缅南地区决战。结果在同古既难以集结优势兵力，对敌实施迅速打击，防御战又未能抵御日军增兵后的强大进攻，战至3月30日被迫撤出同古。此后，远征军进退两难，一步步酿成日后难以收拾之局。
了解这一段历史的刘建业决定，要尽自己的全力，避免出现历史上的那种惨败景象，最重要的就是要让史迪威的反攻计划，尽量无法实现。当然，自己的能力能发挥到什么程度，产生多大的效果，这就不得而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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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叔逸决定杀一儆百，先拿周迅予开刀。
沈叔逸知道周迅予经常不回家，薪水不给家里，全在外边胡花光了，他老婆拿他没有办法。于是，沈叔逸给会计交待，从周迅予每个月的薪水中扣下四十元，亲自送到他家里。为此，周的老婆非常感谢沈叔逸，并对他说：“这该死的，成天不着家，钱也不给家里，要不是沈先生,我还不知道该怎么办。”
每次去送钱，周迅予的老婆都要诉一番苦，把周迅予在外边干的一些坏事说给沈醉听。沈叔逸回去以后，就把在周迅予老婆那儿听到的全记下来。几个月后，沈叔逸把周迅予的所作所为整理成详细的材料，交给了戴老板。这份材料罗列了周的三大罪状，说他“不务正业，玩忽职守，背叛组织”。
这三大罪状在鸡鹅巷53号中是要受到严厉惩处的。戴老板看到材料后，十分恼怒：“周迅予无法无天，太不像话。”提笔批示道：速解周迅予来南京受审。
收到戴老板的批件后，沈叔逸故伎重演，让周和他一起到南京汇报工作。等周一到南京，几个打手就将他拿下，送进了大牢。打那以后，情报组的特工们，知道了沈叔逸的厉害，再也不敢在他面前放肆了。
抗日战争爆发后，沈叔逸跟随戴老板来到了重庆。从鸡鹅巷53号搬到重庆罗家湾19号后，戴老板趁这个机会，对组织进行了大整顿。组织总部下设情报、行动、电讯、总务等八个处。沈叔逸先是被提拔当了重庆卫戍总司令部稽查处上校副处长兼督察长，然后又被提拔为总务处处长，成为组织中最年轻的处级官员，人称是罗家湾的总务专家。
除此以外，沈叔逸还是罗家湾里有名的暗杀高手，在上海的时候就奉命执行过不少的暗杀和诱捕任务，包括诱捕共产国际驻中国的情报机关负责人华尔敦。
“久仰沈处长的大名。沈处长不要这样说，调遣那是说不上，大家也就是共同努力，携手完成抗日大业。”刘建业连忙说到。
“我们还是先谈谈这次任务的具体情况吧。”沈处长说道。
“好的。不知道戴老板是怎么对你交待的？”刘建业问道。
“戴老板把这个信封交给我，然后就说要我到这里来找刘将军。具体是什么情况，我也不知道。”说完，沈处长掏出了一个信封。
刘建业打开信封，掏出里面的信纸，一看，就是自己下午开列的那张名单。戴老板果然是天生的情报人员，做事谨小慎微，滴水不漏，连沈处长也不知道信封里面的内容。
“这是一张名单，里面是沈处长你这一次带着人要化妆潜入缅甸，去寻找的重要人物。这里面德钦努和德钦秀貌（后来的缅甸总统吴奈温）是缅甸缅人独立势力的首脑人物，他们虽然地位不及昂山，但是在组织内部有很大的影响力，他们对我国也有一些好感。你们到那里以后，要努力和他们取得联系，争取他们对我国抗战的同情，最好能够说服他们与我们进行会晤。吴努刚刚获释，我们正需要趁着他还没有加入日本方面，把他拉到我们这一边来。下面这些人就是缅甸各少数民族的首领和地方上的土司，最好能够请他们到腊戎来一起参加会议，就说我们会给他们意想不到的好处。最后这一个不太好办，实话说，他不在缅甸，而是在云南的德宏，不过具体在什么地方，就不太清楚了，他还是不是活着，也不清楚。我之所以把这个人也列在名单上，是因为这个江阔是缅甸的最后一个王孙，曾经号召过他的国民，特别是上缅甸一带的国民起来反抗英国人，当时许多的地方土司也曾经起兵响应。即使他现在已经死了，只要他还有后裔活着，我们就可以打着他的旗号，依靠我们曾经是缅甸宗主国的地位，号召缅甸的国民跟随他反抗日本人。有了这样的旗帜，即使是巴莫和昂山，也会感到棘手难办的。”刘建业向沈处长详细地解释着。
“只要他的后裔还活着，我们就有办法把它找出来。”沈处长自信的说。
“这个人对我们的意义非常重大，1890年江阔带着人从缅甸退入德宏，德宏当地的地方官员肯定会有记录在案的。我想这一点，沈处长应该知道怎么做的。”
“只要有了线索，我们就一定会有办法。”
“沈处长最好再利用你们的汽车队，多运送一些日式的武器弹yao到腊戎去。我们要请人家帮我们的忙，自然是要给人家一些好处的，不然，那些土皇帝们可不会轻易买我们的帐的。”刘建业又提醒道。
“这个我一定会办好的。”作为罗家湾的总务处长，这点事情自然不会难倒他的。
“好了，现在就先是这些。以后还要看事态的发展情况，也许还会有麻烦到沈处长的时候。”刘建业说道。
“那好，我现在就去安排。”说完，沈处长起身，戴上墨镜，走了出去。
第二天下午，刘建业跟随着他的新上司，那个来自美国的老头乘坐一架美军飞机，从陪都起飞，飞往腊戍——
今天，我发现我的文章刚刚更新不超过2个小时，就已经有网站贴出了盗贴，这让我心里很不舒服。
我不是一次说过我是业余写手，写这个的收入非常微薄，勉强够付我一个月的香烟钱，还只是10块钱一包的,不是什么好烟。
飞机并没有直接到达目的地腊戍，而是先行飞到了云南的省会昆明，在那里的机场加油。当飞机在机场上停下来的时候，刘建业早已经进入了半梦半醒之间。即使在登机之前，刘建业还在拼命的查阅陪都里能够找到的所有中文的有关缅甸的资料，可惜让他失望的是，那些资料不是本身实在太古老了，就是用晦涩难懂的文言文写成的，看了以后简直不知所云。只苦的刘建业累得两只眼睛都挂上了黑眼圈，严重的睡眠不足。
飞机在机场加满油以后，再一次起飞了。
“刘仲良，你怎么睡着了？”一个略显熟悉的声音，在刘建业的耳边响起。
刘建业懵懵懂懂的睁开了眼睛，看到了一张以前见到过的面孔，以前的委员长侍从室的林主任，现在的中国驻滇参谋团团长。
“原来是林主任，晚辈有一些累，就在飞机上搭起了瞌睡，让主任见笑了。”刘建业连忙表示。
“不用再说了，我知道你现在很累。恐怕你到了缅甸以后会觉得更累。”林中将意味深长的说道。
“我想应该差不多，就现在的局面，我们想要扳回来，难度很大。”在林中将面前，刘建业没有必要隐瞒或者强撑。眼前的这位林中将是辞公派系里的主要干将之一，算是刘建业的前辈了。对他隐瞒毫无必要，不如实话实说，说不定还能得到他出手相助。
“现在的局势如果打得好的话，还能和日本人打成一个平手，要是一不小心的话，绝对会输得干干净净。”林中将小声地对刘建业说道。
刘建业明白林中将压低声音说话的用意，是不想让坐在前排的史迪威听到。那个固执而刻薄的老头，在美国军队里都有着一个并不是很好听的绰号，叫做“刻薄的乔”，意思就是指他的心胸并不很开阔，时常会有一些锱铢必较的事发生。如果让那位刻薄的乔听到了两人的谈话，恐怕又要发生一场风波了。
“林主任这一次是要到哪里去？不会也是到腊戍吧？”刘建业问道。
“你算是说对了，我就是要到腊戍去。”林中将答道。
“去当那个人的参谋？”刘建业小声地用浙江话说道，一边说一边还用手指指着史迪威的背影。
“委座实在不放心，要我来这里作他的代表，所有的命令都要有我向他发报，得到他的批准才能施行。”林中将倒也没有隐瞒什么。
刘建业听了以后倒也没有惊奇什么。他知道这是最高统帅的一贯毛病又发作了。每当最高统帅对前线的战事过于关心的时候，他就忍不住亲自代替前线指挥官指挥，甚至直接把指挥官架空。不少的国军高级将领，对此是无可奈何，只能听之任之。只有第五战区的李长官敢于公开要求最高统帅不要插手他第五战区的战场指挥。最高统帅到也是非常守信，在李长官在任期间，从来没有越俎代庖，只是到了后来李长官离职以后，他才又忍不住上阵了。也难怪桂系的小诸葛，桂林行营的白主任，曾经发牢骚地把最高统帅评价为最多只能当好一个师长。
最高统帅的这一手，实际上还是摆明了他不信任史迪威，不肯像对史迪威做的承诺里那样，把进入缅甸作战的中国军队的指挥权交给史迪威。必要的时候，他将亲自行使前线的指挥权。不过，身处距离缅甸数千公里之邀的陪都，做出的决定可能于战场形势相符合吗？
“我昨天晚上，反复的看了地图。我觉得无论如何，在仰光、庇古失守以后，我军原定进至同古地区协助英军在仰光发动反攻的计划必须重新考虑，此后我军在缅甸作战绝对有必要使用纵深配备战略。我军应当以腊戍、密支那等缅北重镇为后方，以位于缅北的旧都城曼德勒为中心，集结主力于曼德勒附近，诱敌深入，待与日军交锋之后，通过坚强防御挫败敌人的锐气，再反攻突破之。”刘建业对林中将说道。
“说说看你的根据。”林中将看上去对刘建业的想法很有兴趣。
“我主要是基于以下几点的考虑：一是对英军在缅甸继续作战的决心，我不表信任，担心我国军队倾力前突后，后方空虚，一旦战事不利，将面临孤军深入的危险。他日有撤兵必要之时，两国军队必陷入绝对混乱之现象而出现空前之危机。二是怀疑我军和英军两支军队的协同作战能力。我们和英国人在指挥权和联络上均不协调。仰光失陷前，我国在指挥权上虽愿让步，但英方并不愿意指挥我国军队，不愿承担由此而来的责任。仰光失陷后，我们又对英国人不放心，不愿将远征军交给他们指挥，在共同指挥上的协商始终未获结果。就算是美国人愿意出来指挥，恐怕现在两支军队都会不信任他们。三是英国长期殖民统治造成当地民众对英军反感甚至痛恨，我国军队作为英国盟军，部队行动也必然受到影响，而缅甸混乱的交通管理也将极大影响我国军队的机动。在得不到民众支持，又是出国作战，地形生疏，天时、地利、人和均不在盟军一方情况下，慎重行事，应属必要。俗话说得好，小心无大错。在战场上，我们最好先尽量不犯错误，再考虑适时的主动出击。”刘建业说道。
“实话跟你说，委座的想法也是差不多就是这样。委座曾经考虑，我国出兵缅甸，最重要的是欲保住缅甸尤其是仰光的出海口，获得盟国战略物资的接济，仰光及东南亚地区失陷后，这一目标已难以实现，在英国方面未表现出坚守缅甸决心情况下，我们当然也不愿为英国作嫁衣，担当防守全缅的义务。对于我们来说，只要能够保住一条能够顺利得到外界援助物资的陆地通道也就可以了。其他的，我们不想太多。但是，考虑到美国的意愿及盟国联合作战等诸多方面问题，委座认为，从缅甸撤军不太现实。”林中将对刘建业介绍着。
“委座的考虑确实比较符合实际情况。以我的看法，比较符合我国利益的选择是先确保曼德勒地区，在此作纵深防御，伺机发动反击。战略战术原则应当是战术上要取守势即以守为攻，战略上要取攻势即以攻为守。以守作为攻守的重心。”刘建业考虑了一会对林中将说道。
“委座原来的想法，就是集中远征军主力在曼德勒地区与日军进行作战。委座认为，在曼德勒地区作战有几下几个好处：曼德勒扼缅北之咽喉，为缅北广大地区之屏障，同时，又是我国经缅北西向印度公路、铁路交通之枢纽，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保卫曼德勒，既可使缅北地区充当我国大西南地区的缓冲，使大西南地区免受日军的直接威胁，又可保住我国经缅甸至印度的对外通道，维持获得外援的间接途径，符合我国的战略利益。也就是说，仰光失陷后，守住曼德勒，即是我国在缅作战的最大利益目标。同时，一旦作战失利，我国军队以曼德勒为中心，后有密支那、腊戍等稳固据点，撤兵也较为容易。另外，从缅甸地形看，以曼德勒为界，以南多平原地区，以北则为山地，依托山地作防守战对武器配备较落后的我国军队也显然更为有利。”林中将说道。
“这个想法实际上是很好的，如果我们能够守住曼德勒，固守以曼德勒为起点之斜线，得以保住密支那与腊戍，使中国与印度间公路铁道之交通不致中断，就能保住缅西北的大片土地。这样我们就对日军形成可进可退的态势，同时还能继续获得外界援助物资。一旦时机成熟，我们就可以从曼德勒向下缅甸的日军发动反攻。这样的战略构想，为何没有实行呢？”刘建业不解的问着林中将。
“还不是因为那个老头。”林中将指着史迪威的背影，对刘建业说道。
“这个我知道，他一心想着要我们从同古向仰光反击，然后再打到毛淡棉等地。把日本人赶出缅甸。只是在目前的局势下，这可能吗？以我们的这点力量，能够守住上缅甸就不错了，哪里能奢望反攻？那个老头在陪都还居然说立即发动进攻，这个时候我国军队不过刚刚出动，大部分部队尚在国内，十日之内反攻的说法近乎天方夜谭。而且我敢说，只要一进入缅甸的日军第15军作战不顺利，日本南方军肯定会征调更多的精锐部队到缅甸作战的。到时候，我们能不能活着回的去都成问题了。”刘建业对林中将说。
“我最担心的是那个老头一旦到了缅甸，就会自行其是的。”林中将担忧地说道。
“我想他一定会的。我看得出来，他的个性很固执，在陪都的时候，他还能暂时表态放弃反攻仰光的计划，但是，一旦他到了缅甸以后，那里就没有人可以直接制约住他了。以他的个性，他肯定会把校长的计划全部忘得光光，立即准备将其在缅甸发动反攻的计划付诸实施。”刘建业也对此表示了担忧。
在原先的那个时空里，史迪威以中国远征军指挥官身份抵缅甸后，立即就准备将其在缅甸发动全线反攻的计划付诸实施，完全不考虑最高统帅的意见。史迪威的权限，是缅甸战役初期一个颇引起注意的问题，最高统帅通常被指责为对史迪威放权不够并实行遥控，史迪威本人事后也一再抱怨自己权限不足，并将失败主要责任归之于此。对这一问题，首先应该看到这样一个事实，就缅甸战场言，史迪威的身份是中国战区参谋长及中国军队在缅指挥官，因此，史有执行、贯彻中国战区统帅基本作战意旨的义务与责任，这一点，最高统帅在与史迪威谈话时曾明确加以指出，而史也以此为当然。其次，史迪威作为中国远征军的指挥官，有权在中国统帅部指挥下，行使前线的具体指挥权。
在具体指挥权上，应该说，这一时期，最高统帅是准备予史迪威充分权利的。3月4日，最高统帅在腊戍接见代理远征军司令官的第五军杜军长时，当面表示其归史迪威指挥，并命令其对史绝对服从。虽然，当杜军长反问如史迪威命令不符合最高统帅本人决策应如何对待时，最高统帅没有明确答复，但是，在回到重庆后最高统帅又特地给杜军长写了一封亲笔信，说明必须绝对服从史迪威的重要性。也就是说，只要在总体战略以外，最高统帅希望并明确史迪威应真正行使权力。
可见，不管最高统帅内心是否情愿，抑或此前他如何进行指挥，在美国派遣的参谋长史迪威面前，他的行动是谨慎的。其实，当时史迪威本人也为此感到庆幸，他在日记中写道：“中国人接受了我的地位，这近乎奇迹”当然，由于中、美两种军事文化和传统的不同，施予者和接受者可能在权力的理解上出现了差异，在最高统帅看来，指挥权只意味着在他的战略方针指导下的具体实施权，而在史迪威看来，指挥权即意味着他应该有驾驭整个战场的权力，其中当然包括对战略指导的变更，这又是最高统帅当时尚不愿也不能接受的，史迪威感到的权力不足，更重要的可能就在于此。
由于史迪威在战略思想上与最高统帅有着根本的分歧，而史迪威又并不想放弃自己的见解，远征军的整体战略必须在两者间作出选择。史迪威到前线后，力主中国远征军应在缅甸发动反攻，夺回被日军占领的仰光，提出“同古会战，收复仰光”计划。21日，史迪威签发作战命令，规定：“我军决在同古附近拒止由培古方面北进之敌，并与英军协同作战”。为此，“以第二百师及第五军直属部队及第六军之第（暂）五十五师主力，归杜军长指挥，担任同古方面之作战”；“第五军之新二十二师即由曼德勒开唐得文伊附近，…准备支援普罗美方面英军之作战”；“第六军方面，就现在部署，准备拒止由泰国方面来攻之敌。”这样，中国远征军主力将投入同古方向，最高统帅强调的步步为营、重点设防计划只能徒托空言。
在决定中国远征军命运的关键时刻，最高统帅并不情愿地对史迪威作出了让步，放弃其在曼德勒实行主力决战的计划，同意将中国远征军重心大幅度南移，在同古一线准备投入3个师加上兵力约1个师的第5军军直属部队，由此，远征军大部分兵力将越过曼德勒。最高统帅以曼德勒为中心，在腊戍、密支那等地步步为营的战略计划实际已告放弃。这一变化，依照最高统帅本人对史迪威的说法，“将军既为予之参谋长，又负指挥我军在缅作战之责，自当参酌尊意”。史迪威也满意地承认：“这是一个相当大度的让步”。固执的最高统帅之所以会作出这一让步，当然不是如史迪威自己认为的他的计划有多大的说服力，关键是因为其有美国这一实力国家作后盾。但是，衡量当时缅甸战场的实况，这一让史迪威满意的决策，在战略上却并不明智。
在同古展开会战的出发点，旨在迅速向日军发动反攻，夺回已被日军占据的仰光地区，但是，从当时战场总体形势衡量，这种思路其实并不现实。首先，从盟国和日本对垒形势看，由于日军已控制泰国，日军在缅泰长达千里的交界地区对缅甸形成巨大压力，缅甸狭长的地理特征使缅甸尤其是位于南端的仰光防御需要从南到北投入极大的兵力，在英方并无防御缅甸决心情况下，中国要独力担任这样狭长的防御地带，事实上难以做到，因此，即使中国远征军夺回仰光，长期固守也相当困难，何况此时仰光出海口已受日本海军威胁，难以充分利用。
其次，史迪威包括最高统帅对日军进攻缅甸的决心其实都估计不足。3月上旬，根据缅甸方面英军抵抗软弱、中国远征军开始出动的新形势，日本南方军决定“捕捉战机，果断作战，迫使曼德勒附近之敌尤其中国军队进行决战，尽量于短期内歼灭之”。预定在5月底前基本完成作战。为此，该军决定除以原第15军继续担任进攻作战外，再将第18、56师团及第三飞行集团等部增派到缅甸战场，预定3月中旬至4月上旬到达。同时以第38师团及近卫师团各一部为预备队。这样，日军实际准备投入作战的部队已达四个多师团，大大超过中国估计的二三个师团之数，而中国到日军预定完成增兵计划的4月上旬实际可投入曼德勒及以南地区作战的部队只有5个师，考虑到日军的空中及火力优势，以及其在包括与英、美军队作战中表现出的强大战斗力，这样的兵力对比对远征军显然是不利的。所以，中国驻滇参谋团的林团长在事后的总结中认为，同古决战目的如为击破敌人，兵力“嫌过小”。
再次，中国将主力投入同古地区，在军队的进退中都将受到友军协同、交通、后方运输和部分缅人蓄意破坏的更大压力。远征军要实施同古会战，关键是必须迅速集结数个师的部队，在日军援军到达前，一举击敌取得成功。但按原定计划，远征军除第200师外，其余部队需在3月23日以后方能到达曼德勒东北地区，而曼德勒到同古还超过由国内出动至曼德勒的距离，并且由曼德勒输送至同古较之前一段运输更为艰难。虽然后来由于各方努力，运送速度有所加快，但要抢在敌人援军到达前集中同古，事实上仍无可能。3月中旬，马格威机场被炸，盟军在缅甸的空中力量遭到毁灭性打击，日军取得在缅作战制空权后，这一问题更加突出。当时，史迪威对之未予足够重视，如当最高统帅反复向其说明应防止第五纵队之活动时，史迪威表示“迄今尚未发现彼等有何不利我人行动之举”，对之轻描淡写。但当战争大规模展开后，上述问题即一一暴露。史迪威日记记载，26日，远离战场的仁安羌“英国士兵之间发生了骚乱，英国人正在摧毁油田”。同时，铁路运输“因缅人发生工潮，曾停止数次”，整个交通状况“糟糕透顶，职员们都已跑掉”，中国军队的运输计划无法正常进行，不得不临时从国内紧急抽调铁路员工到缅投入运输。这些本应事先通盘考虑的问题遭忽视，其后果是恶劣的。
复次，在同古展开会战还牵涉到一个微妙的战斗心理问题。由于最高统帅的让步是在史迪威压力下作出的，最高统帅对进攻作战大有保留，这种态度通过各种途径必然影响到前线将领。本来，远征军将领对史迪威就抱怀疑态度，如史迪威本人所说：“考虑到他们的历史以及与外国人打交道的经历”，“让他们在这关键地区把两个军交给一名该死的外国人，而对此人又知之甚少，难以过多信任，未免期望过高。”尤其是这一外国人贯彻的又是为他们并不熟悉且和最高统帅意志不尽相同的进攻战，前线将领的犹豫和观望实可想象。缅甸战役失败的连环扣，很可能就由此拉开。
事实上，从双方力量对比看，欲在同古地区阻击日军并发动反攻的设想也不现实。日后的实际战局进程显示，中国装备最精良的戴安澜第200师加上庞大的第5军直属队在同古抵挡日军一个师团的进攻即显得十分勉强，虽然后来有增援部队加入，仍无法遏阻敌人的进攻，随着日军增援部队的到来，不得不最后撤出阵地。因此，即使按照史迪威的计划，再出动一个师兵力投入战斗，也很难实现击垮敌人的目的。在这一点上，长期指挥中国军队作战的最高统帅当然更有发言权，他对史迪威直言：“中国军队由于武器、装备和运输方面的缺陷，须三个师才能抵挡日本一个师，在这种基础上发动进攻是根本不可能的。”同时提醒史，己方军队“一经后撤，倘无生力军在其后方完成防御阵地，欲其中止退却，至感困难”。这些，虽然让人不无泄气之感，但又确是符合当时中国军队实况的经验之谈，实际上，当时中国军队3个师和日军1个师团兵力上也只是相差无几。
正是有着上述的诸多考虑及对本身军队的了解，最高统帅一开始就倾向于在曼德勒进行防守反击战，客观看，这一计划不应视为单纯的消极避战。如其计划得以实施，可以预见的是，由于中国军队的持续阻击，日军到达曼德勒的时间应在4月中旬以后，届时，中国可在该地区集结5-6个师兵力，加上英军，在数量上可形成较大优势，而日军长途进击，又占据许多地区，需分兵把守，此长彼消，形势有可能向有利于盟军方面方向转化。加之曼德勒靠近中国西南地区，“增援与给养之供给，尚占优势”，在此作战，军队运输、后方威胁及第五纵队的消极影响都要比缅南小得多。这些条件利用得好，相持乃至取胜的机会并非没有。退一步说，只要能够相持，到6月进入雨季，日军大规模进攻就难以实施，这样中国利用半年的时间就近准备，缅甸战场形势向有利于中国方向发展的可能性将更大。所以蒋介石在与最高统帅谈话中对雨季的来临表示出相当期望，将此作为其防御反击计划成功的重要一环。可惜当时史迪威信心满怀，不能接受这种稳妥战法，而最高统帅又出于种种考虑，不敢过分拂逆史迪威，以致部队倾力南下，选择了成功希望很小的缅南地区决战。结果在同古既难以集结优势兵力，对敌实施迅速打击，防御战又未能抵御日军增兵后的强大进攻，战至3月30日被迫撤出同古。此后，远征军进退两难，一步步酿成日后难以收拾之局。
了解这一段历史的刘建业决定，要尽自己的全力，避免出现历史上的那种惨败景象，最重要的就是要让史迪威的反攻计划，尽量无法实现。当然，自己的能力能发挥到什么程度，产生多大的效果，这就不得而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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