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五十一章缅甸悲歌(十六)
杜光亭一走，罗长官再也坐不住了。他只是个空头司令，既约束不了杜光亭，又得罪不起史迪威。于是他左右为难了一阵，也悄悄抓起了帽子。
“罗将军大概打算跟我上印度去，对吗？”史迪威突然抬起眼睛，讽刺地问。
“不不…将军，你知道，我得立刻向最高统帅请示。”这位有职无权的总司令结结巴巴地解释。
“你又错了，你该先向我请示才对。可是我命令你一个人撤退到印度有什么用处呢？”史迪威说。
罗长官脸上红一阵白一阵。他终于叹口气，抓住帽子的手又慢慢松开来。
令人不堪忍受的沉默没能持续多久，屋外响起了尖锐的空袭警报声。很快天空中传来日本飞机的呼啸和扫射。会场大乱，人们纷纷跑到屋外去躲避。罗长官趁机抓起帽子，连蹦带跳地溜走了。屋子很快空下来，会场上只剩下两个面对面坐着穿军服的人：一个是衔着雪茄烟满不在乎的英国绅士亚历山大上将，一个是抽着烟斗若无其事的美国中将史迪威。
“先生，我能帮什么忙吗？”四目相对，这回亚历山大没有摆架子，诚心诚意地问史迪威。
史迪威朝他探探身子，嘟哝了一句《圣经》上的话：“洪水到来的时候，先知说：‘有罪的人们，从头开始吧’”
“不错，让我们从头开始吧。”亚历山大挤挤眼说。
他们笑起来，碰了碰咖啡杯，彼此感到接近了许多。后来亚历山大没有食言，他果然在印度给史迪威提供了许多方便。
意外的情况突然发生了：一颗炸弹落在了会议室门外的花台上，猛烈的气浪掀掉了门窗和半个屋顶，掀翻了会议室里所有的桌椅和陈设，浓烈的硝烟和灰尘弄得屋子里什么也看不见。当人们冲进屋子里抢救两位总司令时，才发现两位绅士都被压在桌子下面，弄得一头一脸都是灰土。幸好日本炸弹威力尚不算强大，否则盟国政府当天就向全世界发布一则令人悲痛的讣告。
当天，在向后方撤退途中的第六军和第六十六军部队遭到日军追击部队的和空中飞机的袭击，部队陷入混乱状态。第六军甘军长和第六十六军张军长慌乱之中，放弃了已经一片混乱的部队，乘坐同一辆装甲车，一口气跑回了中国国境之内的保山县城。
二十九日，罗斯福总统从大洋彼岸打电报给最高统帅，保证美国一定要“打破日本的封锁，重新找到一条把飞机和军火送到中国的有效途径。”
三十日，鉴于日军两翼继续推进，盟军加快撤退步伐。史迪威两次电告杜光亭向印度境内转移，均被置之不理。
三十日下午，远征军总司令罗上将悄悄离开指挥部不辞而别。他带了一排卫兵强行征用一列火车，押着司机开往密支那，准备从那里登机飞回重庆。不料这列不按计划运行的火车只开出二十五英里就与另外一列货车迎面相撞，致使本来就极度拥挤的铁路因此中断两天。罗长官的逃跑行为无疑给中国军队的失败雪上加霜，再涂上了一层怯懦和可耻的色彩。
“我的天！这头脏猪怎么没有撞死？”史迪威在当天的日记中愤怒地写道：“难道最高统帅竟相信这样的人能够打胜仗？”
同样这个时候，史迪威以远征军最高指挥部名义向还在腊戌方向艰苦死守的守军部队下达了撤退命令，命令放弃已经变得没有意义的腊戌，向远征军指挥部方向靠拢，然后随同指挥部一起向印度方向撤退。
第二天，亚历山大也把他的司令部撤过瓦城大铁桥，开始向印度转移。桥对岸，史迪威和他的助手还在试图说服那些后到的中国军队撤到印度去。他告诉中国人，他一定要从印度发动反攻，重新夺回缅甸。他需要中国军队保存实力。
但是他的努力收效甚微。
在这场灾难性的国际大撤退中，每个中国将军都对前途丧失信心。失败已使他们人心惶惶，反攻缅甸更不是他们的责任，因此他们只想快快回国，逃出这场可怕的灾难。
在去向问题上，曼德勒方向的绝大多数中国军官都自觉站在杜光亭一边，齐心协力带领队伍往北赶。
只有一名中国师长例外。新编三十八师少将师长孙立人接受了史迪威的忠告，他在经过再三观望权衡和犹豫之后，终于放弃了拼死回国的念头，在最后时刻采取了把队伍拉往印度以保存实力的明智之举。
五月一日，史迪威随同最后一批后卫部队撤过瓦城大桥，桥上已空无一人。一队英国工兵正在执行亚历山大地炸桥命令。美国将军神情黯然地伫立在西岸的山坡上，久久不动，一任江风拂乱他花白的短发。
第二天凌晨，一声巨大的轰响伴随耀眼的火光冲天而起，瓦城大铁桥被拦腰炸成数段，跌入滚滚江水中。铁桥的命运象征着大英帝国在缅甸的彻夜失败，同时也标志着中国远征军踏上了退出缅甸的苦难历程。
四月三十日晚上，守军部队并没有因为街道撤退命令而立即放弃抵抗，依然在和日军进攻部队苦战。腊戌城外的守军指挥部里也正在召开一个气氛沉闷的会议。
“指挥部发来了总撤退的命令，我们到底是应该选择跟随指挥部撤往印度，还是选择像杜光亭一样，撤退回国。我想大家应该发表一下意见了。”作为腊戌方向的最高指挥官，黄军长语声低哑地说道。
“英国人实在是欺人太甚，我们是他们的盟军，是为了帮助他们保卫缅甸，尽到我们的盟友义务才出国作战的。可是现在倒好，他们到打算把我们当作难民收容起来。这简直就是岂有此理。”第五十四军第三十六师李师长愤愤不平的说道。
“其实，从指挥部的角度考虑，撤往印度相对容易一些，还可以便于得到外援，进行整补，保存实力。”有“侄帅”之称的第一零三师何师长说道。
“我们是堂堂正正的中国军人，宁死也不缴枪，绝对不能当什么难民。我宁可战死也绝对不会吃英国人的嗟来之食。”第十四师阙师长大声地喊道。
“就是这样，我宁可死在回国的路上，也决不能在他们英国人面前缴枪。那怕死了，也要有一个军人的样子。”第一九七师郑师长也站起来表示坚决回国的态度。
在会场里，坚决要回国的和愿意服从命令跟随远征军指挥部撤往印度的意见都相继提了出来。以何师长为首的主张要撤往印度，他得到了第八十二师吴师长的支持；以阙师长为首的主张要回国，他得到了郑师长的支持；而另外的两个师长则是沉默不语，不置可否。谁也无法说服谁，两种意见相持不下。
“仲良，你是参谋团的副主任参谋，你发表一下意见吧。”郑军长见到如此局面，向保持着沉默的刘建业问话了。
刘建业一直没有说话，其实是在考虑两种撤退方向的优缺点。向印度撤退，的确可以保存实力，让部队得到休整和补充，最重要的是可以让部队得到美国人的装备和训练，使部队的战斗力大幅度提高，但是就像杜光亭他们之所以拒绝向印度撤退时候的表态一样，堂堂的中国军队怎么可以以难民的名义入境呢？作为难民入境的话就要交出自己的武器，这简直就是军人的耻辱；撤往国内，则意味着中国获取外界援助的陆上通道将被日军完全切断，此后的一段时间，中国除了尚未开通的驼峰航线之外，将没有任何的路径可以获得外援，此外，当了这么多年的国军，在战场上也尝过刀头舔血滋味的刘建业明白，国军部队在战场上进攻的时候，队形还能勉强保持，一旦撤退，特别是这样的总撤退，则经常是会演变成全军的大崩溃。两个方案，各有利弊，让刘建业无法选择。
郑军长的发问，让刘建业从沉思里脱离出来。考虑了一会，刘建业说道：“我们身为军人，宁可战死也决不缴枪，这是我们军人的荣誉使然。我们就是死，也要死的光荣一些，宁可战死也决不苟且偷生。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能低下我们高贵的头颅。”
“你的意思是撤回国内？”何师长问道。
“对，就是这个意思。哪怕就是只有我一个人走，我也要回国，我决不做什么难民,更不会交出我的武器。”出于军人的荣誉感，刘建业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好吧，就这样决定了，全体撤退回国。”黄军长在征询了意见以后，做出了决定。
“不过，我有一个建议。”刘建业说道。
“说吧，有什么意见及早提出来。”黄军长说道。
“我们不能就这样仓促的撤退。首先，目前还囤积在腊戌的物资，我们必须能带走得就带走，带不走的全部毁掉，决不能留给鬼子，让他们利用这些物资来打我们。第二，杜光亭他们的撤退，还必须由我们来掩护，我们同时还要以坚决的行动为他们打通回国的通道，不然，他们就只有翻越野人山才能回国了，这样他们的部队就会遭到极大的损失。我们作为中国军人，不能丢下自己的兄弟，自己先逃跑。”刘建业说道。
“这两个意见很重要。我支持。”郑军长率先表态。
“那就这么办，我率领五十四军为大家殿后，麻烦郑军长率领第八军的弟兄，向杜光亭他们的方向实行突击，打通和他们的联系通道，接应他们和我们一起沿滇缅公路撤退回国。至于还在向我们这个方向赶路的第71军，就电请军委会命令他们在前方接应我们，特别是要切实控制保山，龙陵，腾冲等几个要点。我们如果能够保住滇西，就可以保留在缅北的影响力，便于随时杀回来。”黄军长说道。
“我同意。”何师长说道。
其他的几个师长也纷纷表态表示支持决定。
当天夜里，为了掩护第八军的撤退，五十四军向第56师团和第18师团发起了主动进攻。与此同时，刘建业带着工兵，开始在城内焚烧炸毁带不走的物资和会影响部队撤退的重型装备。
看着熊熊的火焰，听着此起彼伏的爆炸声，刘建业的心里在流血。
“缅甸，相信我，我一定会回来的。”看着城外山林的模糊影子，刘建业对自己发誓说——
热烈祝贺我心中最爱的球队国际米兰终于在等待了18年后，在梅阿查举起第十五个意大利足球甲级联赛冠军的奖杯，这是所有内拉祖里期待已久的日子，也是天堂里的普雷斯科先生未竟的心愿。
5月1日，杜光亭已经到了孜公，扛着远征军长官名头的罗上将那天早晨也悄悄离开他，乘火车追赶杜聿明去了，史迪威仍留在孜公以南40多公里的瑞波。他的身边除了几十名美国军人以外，只有16名中国卫兵。许多美国军官对英国人的背信弃义和中国军队的作战不力气愤已极，他们不知道继续留在缅甸还能做些什么。
在第5军担任战术顾问和联络官的赛伯特准将对史迪威说：“乔，英国人跑了，罗和杜也走了，我们要飞机回国吧！”赛伯特的这一建议，并不能理解为怯懦。当战局处于无法挽回的危险情况下，首先应考虑保存高级指挥官，这在世界各国的战争史上已成为一种惯例。当新加坡即将陷落时，韦威尔从那里撤到了爪哇；当爪哇再次出现危机时，他又飞到了印度；当菲律宾败局已定时，麦克阿瑟从那里飞到了澳大利亚。战争需要军队，但更需要统帅。一个士兵或下级军官从火线脱逃，那是可耻的；一个统帅或高级指挥官从危机情况下摆脱出来，却是允许的。战争就是如此。
史迪威现在并不想这样做，他觉得有责任挽救中国远征军的失败。他对赛伯特说：“尽管我对中国军队的指挥权是徒有虚名，但我还必须对他们负责。如果我现在就走，他们可能会遭受更加惨重的损失，说不定会出现又一次投降。那样，我就再也不能回来指挥中国军队了。”
那天上午，有27架日军轰炸机飞到瑞波上空，人们四处隐蔽，以躲过空袭。日本飞机投下了几颗炸弹飞走了。当躲避空袭的人们回来时惊异地发现，史迪威仍坐在屋里的桌旁，独自一人饶有兴味地玩着纸牌。他的镇定与沉着，影响和感染了有些慌乱的美国军官们。
时间在一分一秒地过去，史迪威仍在那里端坐着。日军的先头部队已经渡过伊洛瓦底江，正在追击前进。瑞波已经可以听到隆隆的炮声。参谋人员不由得为史迪威捏着一把汗，日本人惯于穿插奔袭，他们那短短的罗圈腿，跑起路来却像飞一样快。
近中午时分，一架美国飞机在瑞波上空盘旋了几圈后，降落在临时充作机场的一片空地上。机舱门打开，走下了两名美国空军上校。他们是美军空运司令部司令官凯莱布·海恩斯和执行官罗伯特·斯科特。这个司令部设在印度的阿萨姆邦，负责从印度经缅甸到中国昆明的空中运输，10天前才刚刚开始工作。在昆明他们接到美国空军司令哈普·阿诺德将军的命令，要他们立即飞往瑞波，把史迪威和他的参谋人员接出来。
两位空军上校对史迪威说：“先生，阿诺德将军派我们来搭救你出去。”“搭救”这个词刺痛了史迪威，他用布满血丝的眼睛瞪了他们一下，严厉的目光表示了他的不满和拒绝。海恩斯焦虑地告诉他，他们在空中盘旋时发现，日军距瑞波只有20多公里了，情况非常危险。史迪威不想对两位空军人员作更多的解释，他决定让司令部的大多数军官乘飞机前往印度，并要他们转告已在印度的罗伯茨上校，与英方商量安排一个训练中国军队的基地，并做好接应的准备。
道格拉斯C－47型美军运输机向西飞去，史迪威带领留下来的十几名美国军官和其他随行人员离开瑞波，开始北撤。
从曼德勒到密支那只有一条单线的窄轨铁路，车厢很小，运输能力十分有限。罗上将率领他的长官部人员昨天晚上乘火车出发，走出不到30公里就与另一列火车相撞，造成了铁路运输的中断。中国军队沿着尘土飞扬的公路，或乘车，或步行，仓皇向北撤退。大批逃难的英国人、印度人和缅甸人，夹杂在溃退的军队中间，显得一片混乱。
史迪威在北撤的路上经过耶乌，他去了设在那里的英军司令部。司令部已人去屋空，只有几名下级军官在那里手忙脚乱地清理物品、焚烧文件。史迪威找到一名军衔最高的上尉，向他询问英军的去向。“我想，我们的人都已经走了。”那个上尉失神的眼里显露出内心的惊慌失措。史迪威用电台叫通了亚历山大，向他通报说，中国军队正在向密支那撤退，但根据目前形势的发展，很可能将不得不退到印度。亚历山大回电说，同意为接应中国军队撤往印度进行准备。史迪威为远征军安排了一条在万不得已情况下的最后退路。
但是，他知道要说服中国人接受这一安排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亚历山大和史密斯总督秉承来自伦敦的指示，虽然表示可以接受中国军队入印，却坚持要按照所谓“国际惯例”，以“难民”的身份接待中国人，在这个问题上，他们做的实在太绝、太损。中国人最讲“面子”，恐怕很难接受英国人的苛刻条件。
史迪威离开耶乌继续北行，当天晚上赶到了孜公。
第二天一早，杜光亭来见他，一会儿罗上将也赶到了这里。他们一起研究了目前的形势和远征军的下一步行动。
要远征军的主力撤到密支那，是最高统帅亲自来电做出的部署。他的意图是让远征军固守缅北三角地带，确保印度至昆明的空中走廊和由英帕尔经密支那到云南腾冲的中印公路。如果万一缅北不守，便由密支那撤回国内，那里有一条公路通往云南的腾冲。
但是，情况正在发生变化，在中国远征军的撤退路线以东，绕过腊戌的日军第56师团主力正沿着一条平行的路线，向八莫和密支那疾进。那里已经没有任何阻击部队，日本人如入无人之境。如果日军赶在远征军之前占领密支那，那么缅北就会变成一个可怕的死胡同。北面是号称“世界屋脊”的喜马拉雅山脉和横断山脉，西面是人迹罕至的野人山，东面则是高黎贡山，那里是一块插翅难飞的绝地。
史迪威并没有想立即改变占领密支那的决心，但他宁愿作最坏的打算。他谈了在万不得已时将远征军撤往印度的想法和与英方交涉的情况。罗上将表示赞同，他要求向密支那派一架飞机，及时查明那里的情况。但杜光亭却严辞拒绝，他慷慨激昂地说：“我们必须执行最高统帅的命令，把部队带回国内。我相信日本人挡不住我的路，如果万一不行，我宁肯弃车上山打游击，绝不去印度当TMD什么难民。”说完，他戴上军帽拂袖而去。
杜光亭并非不知道缅北形势的险恶。一年以前中国政府应英国之邀派出了一个由14人组成的军事考察团，对缅甸、印度、马来亚进行了三个月的考察。承蒙“老校长”的厚爱，杜光亭成为这个考察团的重要成员。除了参谋团的林主任、侯少将以外，远征军里就他一人参加了这次考察。但是，他追随最高统帅多年，深深地了解最高统帅的用人之道：他可以容忍败军之将，但绝不能容忍部下对他有丝毫的不忠。杜光亭要不顾一切地表现出他对最高统帅的绝对忠诚。
杜光亭走了，把他的罗长官晾在了那里。罗长官对史迪威尴尬地挤出一点生硬的笑意，以掩饰他的无可奈何。史迪威看得出来：“他内心对自己感到羞愧。”
下午，史迪威再次出发。他来到路边，看着正在后撤的部队，一辆辆军车挤满了士兵，爬不上汽车的人在公路两侧散乱地走着。一支英国部队从孜公向西拐，朝着加里瓦前进。在烈日之下，史迪威的脸上布满了汗水，公路上扬起的尘土和汗水搅在一起，使那些表明他年龄的褶皱更加清晰可见。
一位名叫海萍的中国随军记者看到了这一场面，他被深深地感动了，以致久久不能忘怀。回国之后，他在当年8月10日的《云南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战场随笔，文中写道：“5月2日，正当我们同英国友军在路边道别的时候，史迪威将军刚好带了他的小队随员从这里经过。我们原本听说，他早已飞回重庆，又说他到了印度，孰料他却在尾随我们大军一道进退。以他那样高年，还是那样风尘仆仆地在战场上转进，真让人不胜敬佩…”
第二天，史迪威赶到了温佐。在那里，一个不幸的消息传来，日本人已经占领了八莫。史迪威与随从找到罗长官乘坐的火车，向他通报了这一情况，约好晚上8点会面，再商定下一步的行动。当天晚上，当他们按约定时间回到火车站时，那里已是一片漆黑，连个人影也看不见了。
史迪威意识到：“现在情况已经很明显，我们不可能再发挥多大作用了。杜光亭在随心所欲地行动，罗上将根本控制不了他。…为什么要让美国人陷于困境呢？”他让报务员打开电台，给在重庆的美国驻华军事代表团团长马格鲁德将军发出了一封转交马歇尔的电报。电波越过高山和密林向远方飞去：“中国军队已控制不了局势。我相信局势不久就会彻底崩溃。罗上将与其军事幕僚已离开我们，去自寻办法。我决定作最后的努力，如果可能的话，就乘火车去密支那；如果不行，就向西去达木，转入印度。”
5月4日，史迪威率领一行人继续出发。负责安排交通的运输官鲍尔·琼斯上校报告说，缅甸人破坏了道钉，造成了一列火车出轨，铁路已被阻断。“真见鬼，第五纵队猖撅。”这又是由于讨厌的英国人而造成的。他们只好驱车沿公路前进。公路两边的大树遮天蔽日，汽车在密林中曲折穿行。不一会儿，向导带错了路，他们不得不又折回去。那天晚上，他们只在一座林间小屋里休息了两个多小时，然后继续上路，终于在第二天上午赶到了英多。
英多是通往印度的最后一个转弯处，这里有一条公路经班毛、霍马林通向印度的英帕尔。史迪威必须在这里作出最后的决定，要么转向印度，要么就钻进缅北的死胡同，他已经没有其他选择余地了。
从英多到密支那还有200多公里，而从八莫到密支那只有大约135公里，况且日本人早在两天前就已到达八莫。现在的唯一希望就是铁路，如果能乘上火车，或许能赶在日本人的前面。史迪威带上副官多恩和运输官琼斯赶到火车站，轻而易举地找到了几列火车，但是，无论向北还是向南的铁路都被堵塞了。
一种彻底的绝望向史迪威袭来，他不能再犹豫了，为了他手下美国军官的安全，为了中国远征军的生存，他必须立即作出最后的决断，到印度去，那是唯一的出路。
实际上，史迪威早在4月16日就派人给最高统帅送去了一份准备在印度装备和训练中国军队的计划。他建议一旦缅北的陆空交通线被日军切断，应向印度空运10万中国部队，以便取得美国装备，编成2个军6个师及炮兵、坦克、工兵、通讯等配属部队。最高统帅在4月29日回电，原则上同意了他的计划。现在，他决心把中国远征军带到印度去，应当说这是一个最有力的理由。他认为：“只要能使这10万名中国人到印度去，我们肯定将干出一番事业来。”
罗长官又一次神奇地出现在英多。史迪威把他的决定告诉了罗长官，罗长官同意向远征军各部队下达命令，要他们放弃向密支那前进的计划，分头经温佐或英多，向霍马林转进，退往印度。他表情沮丧地对史迪威说：“这下我们将不得不成为难民了。”史迪威觉得他能够说服英国人作出更好的安排，他将先行一步赶往印度，为接应远征军入印做好准备。罗卓英将留在后面，收容散兵和伤兵，并督促各部队转向印度。
离开英多以后，史迪威的军队向西疾驰而去。现在他决心已定，必须以最快的速度把他的小分队带出险境，并赶到印度做好接应中国远征军的各项准备。走不多远，他们赶上了一支逃难的队伍，熙熙攘攘的杂色人流充塞了整条道路。白皮肤的英国人、棕皮肤的印度人、黄皮肤的缅甸人和中国人，男人、女人、老人、孩子，一家家三五成群，喝斥声、叫骂声、哭喊声，乱成一片。在汽车喇叭的催促下，人群不情愿地向路边散去，军队在人流的夹缝中缓慢地曲折穿行。
美国人的汽车大多数是从各处临时征用的，形形色色，新新旧旧，有卡车，有吉普车，还有两辆轿车。酷热的天气，长时间的行驶，一辆辆汽车喘着粗气。一会儿，一辆车陷进了泥潭；一会儿，又一辆趴在了路边…。他们不能停留，人员向尚能行驶的车上集中，继续前进。第一天的行军，他们就损失了4辆卡车和1辆轿车。
太阳落山了，夜幕降临，路边的高山密林黑黝黝的一片。他们还不能休息，还要继续赶路，终于超过了第一支逃难的人流。直到深夜11点，他们在班毛以西14公里的地方找到了一片宿营地。
史迪威清点了一下他的队伍，现在还有18名美国军官，6名美国士兵，16名中国警卫战士，这是他仅有的作战人员，他们必须随时做好与日军穿插部队遭遇的战斗准备。此外，还有志愿参加战地服务的西格雷夫医生和他的19名缅甸护士，以及一直为美军人员服务的新闻记者、厨师、勤杂工和一些英国难民，一共99人。
下一步的行动路线，成了一个重要问题。沿着现在的道路前进，可以直接到达霍马林，从那里渡过亲敦江，再走大约40公里就到了印度境内。但是，潮水一般的难民，挤满了这条山间公路，而且日军的穿插部队随时可能在公路上出现。最便捷的道路，也许会变成最危险的陷阱。两名英国准将带了12名士兵，曾竭力劝说史迪威和他们一起走这条较直的路线，史迪威拒绝了。到印度以后他听说，那支小分队遭到了日军伏击，只有几个人侥幸逃生。
经过和一些人商量，史迪威决定，再继续向前走一段，从曼西离开公路向北转。如果车辆不能通行，就徒步走小路，插向亲敦江上游的一条支流——乌尤江，而后乘木筏沿乌龙江漂流而下，在霍马林渡过亲敦江，向印度的英帕尔前进。这样走，才能避开日军可能出现的地方，同时也不至于和潮水般的难民搅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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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将军大概打算跟我上印度去，对吗？”史迪威突然抬起眼睛，讽刺地问。
“不不…将军，你知道，我得立刻向最高统帅请示。”这位有职无权的总司令结结巴巴地解释。
“你又错了，你该先向我请示才对。可是我命令你一个人撤退到印度有什么用处呢？”史迪威说。
罗长官脸上红一阵白一阵。他终于叹口气，抓住帽子的手又慢慢松开来。
令人不堪忍受的沉默没能持续多久，屋外响起了尖锐的空袭警报声。很快天空中传来日本飞机的呼啸和扫射。会场大乱，人们纷纷跑到屋外去躲避。罗长官趁机抓起帽子，连蹦带跳地溜走了。屋子很快空下来，会场上只剩下两个面对面坐着穿军服的人：一个是衔着雪茄烟满不在乎的英国绅士亚历山大上将，一个是抽着烟斗若无其事的美国中将史迪威。
“先生，我能帮什么忙吗？”四目相对，这回亚历山大没有摆架子，诚心诚意地问史迪威。
史迪威朝他探探身子，嘟哝了一句《圣经》上的话：“洪水到来的时候，先知说：‘有罪的人们，从头开始吧’”
“不错，让我们从头开始吧。”亚历山大挤挤眼说。
他们笑起来，碰了碰咖啡杯，彼此感到接近了许多。后来亚历山大没有食言，他果然在印度给史迪威提供了许多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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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在向后方撤退途中的第六军和第六十六军部队遭到日军追击部队的和空中飞机的袭击，部队陷入混乱状态。第六军甘军长和第六十六军张军长慌乱之中，放弃了已经一片混乱的部队，乘坐同一辆装甲车，一口气跑回了中国国境之内的保山县城。
二十九日，罗斯福总统从大洋彼岸打电报给最高统帅，保证美国一定要“打破日本的封锁，重新找到一条把飞机和军火送到中国的有效途径。”
三十日，鉴于日军两翼继续推进，盟军加快撤退步伐。史迪威两次电告杜光亭向印度境内转移，均被置之不理。
三十日下午，远征军总司令罗上将悄悄离开指挥部不辞而别。他带了一排卫兵强行征用一列火车，押着司机开往密支那，准备从那里登机飞回重庆。不料这列不按计划运行的火车只开出二十五英里就与另外一列货车迎面相撞，致使本来就极度拥挤的铁路因此中断两天。罗长官的逃跑行为无疑给中国军队的失败雪上加霜，再涂上了一层怯懦和可耻的色彩。
“我的天！这头脏猪怎么没有撞死？”史迪威在当天的日记中愤怒地写道：“难道最高统帅竟相信这样的人能够打胜仗？”
同样这个时候，史迪威以远征军最高指挥部名义向还在腊戌方向艰苦死守的守军部队下达了撤退命令，命令放弃已经变得没有意义的腊戌，向远征军指挥部方向靠拢，然后随同指挥部一起向印度方向撤退。
第二天，亚历山大也把他的司令部撤过瓦城大铁桥，开始向印度转移。桥对岸，史迪威和他的助手还在试图说服那些后到的中国军队撤到印度去。他告诉中国人，他一定要从印度发动反攻，重新夺回缅甸。他需要中国军队保存实力。
但是他的努力收效甚微。
在这场灾难性的国际大撤退中，每个中国将军都对前途丧失信心。失败已使他们人心惶惶，反攻缅甸更不是他们的责任，因此他们只想快快回国，逃出这场可怕的灾难。
在去向问题上，曼德勒方向的绝大多数中国军官都自觉站在杜光亭一边，齐心协力带领队伍往北赶。
只有一名中国师长例外。新编三十八师少将师长孙立人接受了史迪威的忠告，他在经过再三观望权衡和犹豫之后，终于放弃了拼死回国的念头，在最后时刻采取了把队伍拉往印度以保存实力的明智之举。
五月一日，史迪威随同最后一批后卫部队撤过瓦城大桥，桥上已空无一人。一队英国工兵正在执行亚历山大地炸桥命令。美国将军神情黯然地伫立在西岸的山坡上，久久不动，一任江风拂乱他花白的短发。
第二天凌晨，一声巨大的轰响伴随耀眼的火光冲天而起，瓦城大铁桥被拦腰炸成数段，跌入滚滚江水中。铁桥的命运象征着大英帝国在缅甸的彻夜失败，同时也标志着中国远征军踏上了退出缅甸的苦难历程。
四月三十日晚上，守军部队并没有因为街道撤退命令而立即放弃抵抗，依然在和日军进攻部队苦战。腊戌城外的守军指挥部里也正在召开一个气氛沉闷的会议。
“指挥部发来了总撤退的命令，我们到底是应该选择跟随指挥部撤往印度，还是选择像杜光亭一样，撤退回国。我想大家应该发表一下意见了。”作为腊戌方向的最高指挥官，黄军长语声低哑地说道。
“英国人实在是欺人太甚，我们是他们的盟军，是为了帮助他们保卫缅甸，尽到我们的盟友义务才出国作战的。可是现在倒好，他们到打算把我们当作难民收容起来。这简直就是岂有此理。”第五十四军第三十六师李师长愤愤不平的说道。
“其实，从指挥部的角度考虑，撤往印度相对容易一些，还可以便于得到外援，进行整补，保存实力。”有“侄帅”之称的第一零三师何师长说道。
“我们是堂堂正正的中国军人，宁死也不缴枪，绝对不能当什么难民。我宁可战死也绝对不会吃英国人的嗟来之食。”第十四师阙师长大声地喊道。
“就是这样，我宁可死在回国的路上，也决不能在他们英国人面前缴枪。那怕死了，也要有一个军人的样子。”第一九七师郑师长也站起来表示坚决回国的态度。
在会场里，坚决要回国的和愿意服从命令跟随远征军指挥部撤往印度的意见都相继提了出来。以何师长为首的主张要撤往印度，他得到了第八十二师吴师长的支持；以阙师长为首的主张要回国，他得到了郑师长的支持；而另外的两个师长则是沉默不语，不置可否。谁也无法说服谁，两种意见相持不下。
“仲良，你是参谋团的副主任参谋，你发表一下意见吧。”郑军长见到如此局面，向保持着沉默的刘建业问话了。
刘建业一直没有说话，其实是在考虑两种撤退方向的优缺点。向印度撤退，的确可以保存实力，让部队得到休整和补充，最重要的是可以让部队得到美国人的装备和训练，使部队的战斗力大幅度提高，但是就像杜光亭他们之所以拒绝向印度撤退时候的表态一样，堂堂的中国军队怎么可以以难民的名义入境呢？作为难民入境的话就要交出自己的武器，这简直就是军人的耻辱；撤往国内，则意味着中国获取外界援助的陆上通道将被日军完全切断，此后的一段时间，中国除了尚未开通的驼峰航线之外，将没有任何的路径可以获得外援，此外，当了这么多年的国军，在战场上也尝过刀头舔血滋味的刘建业明白，国军部队在战场上进攻的时候，队形还能勉强保持，一旦撤退，特别是这样的总撤退，则经常是会演变成全军的大崩溃。两个方案，各有利弊，让刘建业无法选择。
郑军长的发问，让刘建业从沉思里脱离出来。考虑了一会，刘建业说道：“我们身为军人，宁可战死也决不缴枪，这是我们军人的荣誉使然。我们就是死，也要死的光荣一些，宁可战死也决不苟且偷生。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能低下我们高贵的头颅。”
“你的意思是撤回国内？”何师长问道。
“对，就是这个意思。哪怕就是只有我一个人走，我也要回国，我决不做什么难民,更不会交出我的武器。”出于军人的荣誉感，刘建业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好吧，就这样决定了，全体撤退回国。”黄军长在征询了意见以后，做出了决定。
“不过，我有一个建议。”刘建业说道。
“说吧，有什么意见及早提出来。”黄军长说道。
“我们不能就这样仓促的撤退。首先，目前还囤积在腊戌的物资，我们必须能带走得就带走，带不走的全部毁掉，决不能留给鬼子，让他们利用这些物资来打我们。第二，杜光亭他们的撤退，还必须由我们来掩护，我们同时还要以坚决的行动为他们打通回国的通道，不然，他们就只有翻越野人山才能回国了，这样他们的部队就会遭到极大的损失。我们作为中国军人，不能丢下自己的兄弟，自己先逃跑。”刘建业说道。
“这两个意见很重要。我支持。”郑军长率先表态。
“那就这么办，我率领五十四军为大家殿后，麻烦郑军长率领第八军的弟兄，向杜光亭他们的方向实行突击，打通和他们的联系通道，接应他们和我们一起沿滇缅公路撤退回国。至于还在向我们这个方向赶路的第71军，就电请军委会命令他们在前方接应我们，特别是要切实控制保山，龙陵，腾冲等几个要点。我们如果能够保住滇西，就可以保留在缅北的影响力，便于随时杀回来。”黄军长说道。
“我同意。”何师长说道。
其他的几个师长也纷纷表态表示支持决定。
当天夜里，为了掩护第八军的撤退，五十四军向第56师团和第18师团发起了主动进攻。与此同时，刘建业带着工兵，开始在城内焚烧炸毁带不走的物资和会影响部队撤退的重型装备。
看着熊熊的火焰，听着此起彼伏的爆炸声，刘建业的心里在流血。
“缅甸，相信我，我一定会回来的。”看着城外山林的模糊影子，刘建业对自己发誓说——
热烈祝贺我心中最爱的球队国际米兰终于在等待了18年后，在梅阿查举起第十五个意大利足球甲级联赛冠军的奖杯，这是所有内拉祖里期待已久的日子，也是天堂里的普雷斯科先生未竟的心愿。
5月1日，杜光亭已经到了孜公，扛着远征军长官名头的罗上将那天早晨也悄悄离开他，乘火车追赶杜聿明去了，史迪威仍留在孜公以南40多公里的瑞波。他的身边除了几十名美国军人以外，只有16名中国卫兵。许多美国军官对英国人的背信弃义和中国军队的作战不力气愤已极，他们不知道继续留在缅甸还能做些什么。
在第5军担任战术顾问和联络官的赛伯特准将对史迪威说：“乔，英国人跑了，罗和杜也走了，我们要飞机回国吧！”赛伯特的这一建议，并不能理解为怯懦。当战局处于无法挽回的危险情况下，首先应考虑保存高级指挥官，这在世界各国的战争史上已成为一种惯例。当新加坡即将陷落时，韦威尔从那里撤到了爪哇；当爪哇再次出现危机时，他又飞到了印度；当菲律宾败局已定时，麦克阿瑟从那里飞到了澳大利亚。战争需要军队，但更需要统帅。一个士兵或下级军官从火线脱逃，那是可耻的；一个统帅或高级指挥官从危机情况下摆脱出来，却是允许的。战争就是如此。
史迪威现在并不想这样做，他觉得有责任挽救中国远征军的失败。他对赛伯特说：“尽管我对中国军队的指挥权是徒有虚名，但我还必须对他们负责。如果我现在就走，他们可能会遭受更加惨重的损失，说不定会出现又一次投降。那样，我就再也不能回来指挥中国军队了。”
那天上午，有27架日军轰炸机飞到瑞波上空，人们四处隐蔽，以躲过空袭。日本飞机投下了几颗炸弹飞走了。当躲避空袭的人们回来时惊异地发现，史迪威仍坐在屋里的桌旁，独自一人饶有兴味地玩着纸牌。他的镇定与沉着，影响和感染了有些慌乱的美国军官们。
时间在一分一秒地过去，史迪威仍在那里端坐着。日军的先头部队已经渡过伊洛瓦底江，正在追击前进。瑞波已经可以听到隆隆的炮声。参谋人员不由得为史迪威捏着一把汗，日本人惯于穿插奔袭，他们那短短的罗圈腿，跑起路来却像飞一样快。
近中午时分，一架美国飞机在瑞波上空盘旋了几圈后，降落在临时充作机场的一片空地上。机舱门打开，走下了两名美国空军上校。他们是美军空运司令部司令官凯莱布·海恩斯和执行官罗伯特·斯科特。这个司令部设在印度的阿萨姆邦，负责从印度经缅甸到中国昆明的空中运输，10天前才刚刚开始工作。在昆明他们接到美国空军司令哈普·阿诺德将军的命令，要他们立即飞往瑞波，把史迪威和他的参谋人员接出来。
两位空军上校对史迪威说：“先生，阿诺德将军派我们来搭救你出去。”“搭救”这个词刺痛了史迪威，他用布满血丝的眼睛瞪了他们一下，严厉的目光表示了他的不满和拒绝。海恩斯焦虑地告诉他，他们在空中盘旋时发现，日军距瑞波只有20多公里了，情况非常危险。史迪威不想对两位空军人员作更多的解释，他决定让司令部的大多数军官乘飞机前往印度，并要他们转告已在印度的罗伯茨上校，与英方商量安排一个训练中国军队的基地，并做好接应的准备。
道格拉斯C－47型美军运输机向西飞去，史迪威带领留下来的十几名美国军官和其他随行人员离开瑞波，开始北撤。
从曼德勒到密支那只有一条单线的窄轨铁路，车厢很小，运输能力十分有限。罗上将率领他的长官部人员昨天晚上乘火车出发，走出不到30公里就与另一列火车相撞，造成了铁路运输的中断。中国军队沿着尘土飞扬的公路，或乘车，或步行，仓皇向北撤退。大批逃难的英国人、印度人和缅甸人，夹杂在溃退的军队中间，显得一片混乱。
史迪威在北撤的路上经过耶乌，他去了设在那里的英军司令部。司令部已人去屋空，只有几名下级军官在那里手忙脚乱地清理物品、焚烧文件。史迪威找到一名军衔最高的上尉，向他询问英军的去向。“我想，我们的人都已经走了。”那个上尉失神的眼里显露出内心的惊慌失措。史迪威用电台叫通了亚历山大，向他通报说，中国军队正在向密支那撤退，但根据目前形势的发展，很可能将不得不退到印度。亚历山大回电说，同意为接应中国军队撤往印度进行准备。史迪威为远征军安排了一条在万不得已情况下的最后退路。
但是，他知道要说服中国人接受这一安排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亚历山大和史密斯总督秉承来自伦敦的指示，虽然表示可以接受中国军队入印，却坚持要按照所谓“国际惯例”，以“难民”的身份接待中国人，在这个问题上，他们做的实在太绝、太损。中国人最讲“面子”，恐怕很难接受英国人的苛刻条件。
史迪威离开耶乌继续北行，当天晚上赶到了孜公。
第二天一早，杜光亭来见他，一会儿罗上将也赶到了这里。他们一起研究了目前的形势和远征军的下一步行动。
要远征军的主力撤到密支那，是最高统帅亲自来电做出的部署。他的意图是让远征军固守缅北三角地带，确保印度至昆明的空中走廊和由英帕尔经密支那到云南腾冲的中印公路。如果万一缅北不守，便由密支那撤回国内，那里有一条公路通往云南的腾冲。
但是，情况正在发生变化，在中国远征军的撤退路线以东，绕过腊戌的日军第56师团主力正沿着一条平行的路线，向八莫和密支那疾进。那里已经没有任何阻击部队，日本人如入无人之境。如果日军赶在远征军之前占领密支那，那么缅北就会变成一个可怕的死胡同。北面是号称“世界屋脊”的喜马拉雅山脉和横断山脉，西面是人迹罕至的野人山，东面则是高黎贡山，那里是一块插翅难飞的绝地。
史迪威并没有想立即改变占领密支那的决心，但他宁愿作最坏的打算。他谈了在万不得已时将远征军撤往印度的想法和与英方交涉的情况。罗上将表示赞同，他要求向密支那派一架飞机，及时查明那里的情况。但杜光亭却严辞拒绝，他慷慨激昂地说：“我们必须执行最高统帅的命令，把部队带回国内。我相信日本人挡不住我的路，如果万一不行，我宁肯弃车上山打游击，绝不去印度当TMD什么难民。”说完，他戴上军帽拂袖而去。
杜光亭并非不知道缅北形势的险恶。一年以前中国政府应英国之邀派出了一个由14人组成的军事考察团，对缅甸、印度、马来亚进行了三个月的考察。承蒙“老校长”的厚爱，杜光亭成为这个考察团的重要成员。除了参谋团的林主任、侯少将以外，远征军里就他一人参加了这次考察。但是，他追随最高统帅多年，深深地了解最高统帅的用人之道：他可以容忍败军之将，但绝不能容忍部下对他有丝毫的不忠。杜光亭要不顾一切地表现出他对最高统帅的绝对忠诚。
杜光亭走了，把他的罗长官晾在了那里。罗长官对史迪威尴尬地挤出一点生硬的笑意，以掩饰他的无可奈何。史迪威看得出来：“他内心对自己感到羞愧。”
下午，史迪威再次出发。他来到路边，看着正在后撤的部队，一辆辆军车挤满了士兵，爬不上汽车的人在公路两侧散乱地走着。一支英国部队从孜公向西拐，朝着加里瓦前进。在烈日之下，史迪威的脸上布满了汗水，公路上扬起的尘土和汗水搅在一起，使那些表明他年龄的褶皱更加清晰可见。
一位名叫海萍的中国随军记者看到了这一场面，他被深深地感动了，以致久久不能忘怀。回国之后，他在当年8月10日的《云南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战场随笔，文中写道：“5月2日，正当我们同英国友军在路边道别的时候，史迪威将军刚好带了他的小队随员从这里经过。我们原本听说，他早已飞回重庆，又说他到了印度，孰料他却在尾随我们大军一道进退。以他那样高年，还是那样风尘仆仆地在战场上转进，真让人不胜敬佩…”
第二天，史迪威赶到了温佐。在那里，一个不幸的消息传来，日本人已经占领了八莫。史迪威与随从找到罗长官乘坐的火车，向他通报了这一情况，约好晚上8点会面，再商定下一步的行动。当天晚上，当他们按约定时间回到火车站时，那里已是一片漆黑，连个人影也看不见了。
史迪威意识到：“现在情况已经很明显，我们不可能再发挥多大作用了。杜光亭在随心所欲地行动，罗上将根本控制不了他。…为什么要让美国人陷于困境呢？”他让报务员打开电台，给在重庆的美国驻华军事代表团团长马格鲁德将军发出了一封转交马歇尔的电报。电波越过高山和密林向远方飞去：“中国军队已控制不了局势。我相信局势不久就会彻底崩溃。罗上将与其军事幕僚已离开我们，去自寻办法。我决定作最后的努力，如果可能的话，就乘火车去密支那；如果不行，就向西去达木，转入印度。”
5月4日，史迪威率领一行人继续出发。负责安排交通的运输官鲍尔·琼斯上校报告说，缅甸人破坏了道钉，造成了一列火车出轨，铁路已被阻断。“真见鬼，第五纵队猖撅。”这又是由于讨厌的英国人而造成的。他们只好驱车沿公路前进。公路两边的大树遮天蔽日，汽车在密林中曲折穿行。不一会儿，向导带错了路，他们不得不又折回去。那天晚上，他们只在一座林间小屋里休息了两个多小时，然后继续上路，终于在第二天上午赶到了英多。
英多是通往印度的最后一个转弯处，这里有一条公路经班毛、霍马林通向印度的英帕尔。史迪威必须在这里作出最后的决定，要么转向印度，要么就钻进缅北的死胡同，他已经没有其他选择余地了。
从英多到密支那还有200多公里，而从八莫到密支那只有大约135公里，况且日本人早在两天前就已到达八莫。现在的唯一希望就是铁路，如果能乘上火车，或许能赶在日本人的前面。史迪威带上副官多恩和运输官琼斯赶到火车站，轻而易举地找到了几列火车，但是，无论向北还是向南的铁路都被堵塞了。
一种彻底的绝望向史迪威袭来，他不能再犹豫了，为了他手下美国军官的安全，为了中国远征军的生存，他必须立即作出最后的决断，到印度去，那是唯一的出路。
实际上，史迪威早在4月16日就派人给最高统帅送去了一份准备在印度装备和训练中国军队的计划。他建议一旦缅北的陆空交通线被日军切断，应向印度空运10万中国部队，以便取得美国装备，编成2个军6个师及炮兵、坦克、工兵、通讯等配属部队。最高统帅在4月29日回电，原则上同意了他的计划。现在，他决心把中国远征军带到印度去，应当说这是一个最有力的理由。他认为：“只要能使这10万名中国人到印度去，我们肯定将干出一番事业来。”
罗长官又一次神奇地出现在英多。史迪威把他的决定告诉了罗长官，罗长官同意向远征军各部队下达命令，要他们放弃向密支那前进的计划，分头经温佐或英多，向霍马林转进，退往印度。他表情沮丧地对史迪威说：“这下我们将不得不成为难民了。”史迪威觉得他能够说服英国人作出更好的安排，他将先行一步赶往印度，为接应远征军入印做好准备。罗卓英将留在后面，收容散兵和伤兵，并督促各部队转向印度。
离开英多以后，史迪威的军队向西疾驰而去。现在他决心已定，必须以最快的速度把他的小分队带出险境，并赶到印度做好接应中国远征军的各项准备。走不多远，他们赶上了一支逃难的队伍，熙熙攘攘的杂色人流充塞了整条道路。白皮肤的英国人、棕皮肤的印度人、黄皮肤的缅甸人和中国人，男人、女人、老人、孩子，一家家三五成群，喝斥声、叫骂声、哭喊声，乱成一片。在汽车喇叭的催促下，人群不情愿地向路边散去，军队在人流的夹缝中缓慢地曲折穿行。
美国人的汽车大多数是从各处临时征用的，形形色色，新新旧旧，有卡车，有吉普车，还有两辆轿车。酷热的天气，长时间的行驶，一辆辆汽车喘着粗气。一会儿，一辆车陷进了泥潭；一会儿，又一辆趴在了路边…。他们不能停留，人员向尚能行驶的车上集中，继续前进。第一天的行军，他们就损失了4辆卡车和1辆轿车。
太阳落山了，夜幕降临，路边的高山密林黑黝黝的一片。他们还不能休息，还要继续赶路，终于超过了第一支逃难的人流。直到深夜11点，他们在班毛以西14公里的地方找到了一片宿营地。
史迪威清点了一下他的队伍，现在还有18名美国军官，6名美国士兵，16名中国警卫战士，这是他仅有的作战人员，他们必须随时做好与日军穿插部队遭遇的战斗准备。此外，还有志愿参加战地服务的西格雷夫医生和他的19名缅甸护士，以及一直为美军人员服务的新闻记者、厨师、勤杂工和一些英国难民，一共99人。
下一步的行动路线，成了一个重要问题。沿着现在的道路前进，可以直接到达霍马林，从那里渡过亲敦江，再走大约40公里就到了印度境内。但是，潮水一般的难民，挤满了这条山间公路，而且日军的穿插部队随时可能在公路上出现。最便捷的道路，也许会变成最危险的陷阱。两名英国准将带了12名士兵，曾竭力劝说史迪威和他们一起走这条较直的路线，史迪威拒绝了。到印度以后他听说，那支小分队遭到了日军伏击，只有几个人侥幸逃生。
经过和一些人商量，史迪威决定，再继续向前走一段，从曼西离开公路向北转。如果车辆不能通行，就徒步走小路，插向亲敦江上游的一条支流——乌尤江，而后乘木筏沿乌龙江漂流而下，在霍马林渡过亲敦江，向印度的英帕尔前进。这样走，才能避开日军可能出现的地方，同时也不至于和潮水般的难民搅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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