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百一十四章 日落(四)
8月4日下午，蒂贝茨和帕森斯把执行特殊任务的成员们都召集到一间闷热的帐篷里。
蒂贝茨做了开场白，他说：“这一时刻终于到来了，我们即将运送的武器已经在国内试制成功，我们已经接到命令，用它来轰炸敌军。”但是是什么样的武器呢？帕森斯上校揭晓了答案，他说：“你们即将投掷的炸弹是战争史上最新型的武器，它具有无与伦比的破坏力。我们认为，它可以把3英里的区域夷为平地。”他还向成员们讲解了阿拉默果尔多试验的有关情况，“当时10英里之外也能看到闪光，50英里之外也能听到响声，蘑菇云在新墨西哥上空升至三万英尺的高空。”讲解完后，他坐了下来。在整个讲解过程当中，没有人提到“核”这个字，他们也不想提到。
“小男孩”安静地躺在重兵把守的掩体下，对于那些充满好奇的护卫者而言，他仍然是一个“陌生人”。
8月5日，气象人员预测，第二天日本南部天空晴朗。人们把用防水布盖着的“小男孩”从组装棚缓缓地拖到起飞线上，然后把它放进一个事先挖好的装卸坑内。当飞机停在装卸坑上方时，人们就会打开机舱腹部的舱门，把炸弹用一个“大腰带”调到机舱内，然后固定。
这天下午，蒂贝茨交给画标识的工作人员一张纸，让他把纸上的图（埃诺拉;盖伊号的图标文字）复制到机身上。
大概在半夜吧，机组人员们点了30道菜，举行出发前的会餐。8月6日凌晨1：37，三架气象飞机首先出发，直奔日本。“埃诺拉;盖伊”号的机务人员怀亚特;迪仁伯瑞上士习惯在飞机起飞前，用两个小时来进行飞行检查。因此，他很早就登上了飞机。送走“小男孩”以后，他竟然感到了一阵虚弱无力。
迪仁伯瑞最后一次检测完后，确定一切正常，然后，他爬进了弹舱。他拿着手电筒沿着炸弹右侧的狭窄通道爬行，在炸弹的鼻翼部分慢慢摸索着前进，然后又沿着左侧通道往回爬。在炸弹尾部，他被放在通道上的两个盒子碰了一下，几乎摔倒在地。就他所知，这两个外置的盒子没有什么用处，所以他打算把这两个盒子处理掉。正当他弯下腰准备捡起地上的盒子时，从弹舱口射过来一束强光，迪仁伯瑞吓了一跳，他立即爬出去寻找光源，把处理两个盒子的事情抛之脑后了。迪仁伯瑞出去后，他才发现那些光是强力照明灯发出的，因为格罗夫斯将军下令一定要拍下这件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所以此刻有很多军事摄影师正围着“埃诺拉;盖伊”号拍照。
当全体机组人员登上飞机后，这两个古怪的盒子仍然安静地躺在炸弹尾部的狭窄通道上。其实，这两个盒子是帕森斯上校那天晚上放在这儿的，盒子里装着安装工具和引爆装置，届时，帕森斯上校将用这些工具来安装炸弹的引爆装置。
“埃诺拉;盖伊”号栖息在跑道上等待起飞，届时，将有12名机组成员和它一起飞往目的地，为了顺利扔下这个四吨半重的炸弹，飞机还携带了7000加仑燃油，这样一来，装载后的飞机重达15万磅。凌晨2：45，蒂贝茨对坐在右侧的副驾驶员刘易斯说了一句：“让我们起飞吧。”说完，蒂贝茨踩着油门，放开制动器，开动了“埃诺拉;盖伊”号，没多久，飞机开始颠簸起伏。眼看就要到达跑道尽头了，飞机仍飞不起来，他们距离海边越来越近。在千钧一发之际，在距离跑道尽头只有几厘米的地方，机头终于抬了起来。
“埃诺拉;盖伊”号飞离提尼安岛15分钟后，开始以7000英尺的巡航高度向前飞去。
清晨5：05，这三架执行任务的飞机在硫磺岛上空编排成一个松散的V形体，向着西北方——日本本土，急速飞去。地面上其余的B29飞行员们看着这三架飞机飞走了，顿时感到很轻松，因为这一天，他们不需要去执行这项特殊任务。
7：09，当克劳德;伊瑟利上校驾驶的气象飞机到达广岛上空时，空袭警报开始响起。这架飞机上并没有炸弹。机长非常高兴这里天气晴朗。
7：24，他发出了气象报告，云层平均高度不超过310，建议轰炸首选目标。之后，他返回营地，7：31，广岛上空的警报声音消失了。
在距离气象飞机100英里以南的“埃诺拉;盖伊”号上，蒂贝茨已经回到了座位上。他匆匆瞥了一眼伊瑟利发回来的气象报告，命令“目标广岛”。
半个小时后，领航员宣布距离瞄准点——相生桥，还有10分钟，并作了最后一次调整，飞机转舵到264度方向，即由西向南稍转了一点点。现在他们的飞机巡航高度保持在31060英尺左右，气流速度是每小时200英里。
8：12，领航员喊道：“辨识点”，他们已经到达了投掷炸弹的辨识点。费雷比把头低下，直盯在炸弹瞄准器上。蒂贝茨命令大家戴上眼镜，但是他自己、费雷比和贝瑟尔却没有像大家一样拉下厚厚的黑色防护眼镜，因为，他们必须要执行任务。
8：13，一个位于广岛东部19英里处的日军观察站向本部报告，有三架美军B29轰炸机正向广岛飞来。显然，日军雷达并没有发现他们。
1分钟后，广岛上空再次响起空袭警报。
1分钟后，广岛上空再次响起空袭警报。
在“埃诺拉;盖伊”号上，费雷比告诉其他成员，城市已经出现在炸弹瞄准器上。精密的计时器显示，此刻是8点14分45秒。贝瑟尔通知帕森斯，在频段上没有受到日军雷达的干扰。费雷比说早知道了，并且打开了同步自动计时器，留给他们15秒的控制时间。这时，全体机组人员的耳机里都响起了信号声，一旦信号声消失，炸弹就会被立刻投掷下去。
信号声在8点15分17秒准时停止，费雷比大喊“投掷炸弹”，蒂贝茨立即把飞机操纵杆向右急转，作了个155度的俯冲，这可以避免飞机被卷入“小男孩”爆炸时产生的巨大漩涡中。
炸弹投下43秒后，距离飞机下方6英里处，第3个开关准时关闭，天空顿时出现一道强烈的白光，一团粉中带紫的烟雾和火焰翻卷而上，并且不停地在膨胀、膨胀、膨胀。闪光亮如白昼，照亮了飞机上的所有仪表盘，仿佛它们自己发出了光芒。蒂贝茨感到这团光芒似乎伸手可触，后来他回忆说，他闻到了铝的味道。卡伦独自坐在机尾，他看到了极为恐怖的一幕：一个巨大的灰色球状烟云在不停地挤压、膨胀，随后翻腾而上，直奔飞机而来。他想大声喊叫，但是他的喉咙里好像被什么东西卡住了一样，发不出任何声音。冲击波重重地撞击着飞机，人们在机舱里被震得像木偶一样摇来晃去。蒂贝茨以为飞机被日军的高射炮击中了，他大叫：“是高射炮，”费雷比大喊：“这些狗娘养的在射击我们。”此时，卡伦终于能喊出声了，随后就不停的尖声惊叫：“又来了，又来了。”这时，第二次冲击波再次袭来，飞机颠簸得非常厉害。最后，冲击波终于过去了，“埃诺拉;盖伊”号又恢复了平静。
在机尾坐着的卡伦说：“一大团烟云在快速地翻转上升，这团烟云包裹着一个像火一样在燃烧的赤红的球体，在它四周裹挟着一团又一团紫灰色的泡沫状物质，所有的一切都不可思议。它不停地燃烧、翻腾、爆炸，四周都是猎猎喷出的火焰，仿佛是一个巨型煤床在燃烧…然后就是蘑菇云来了。它几乎和我们平行，而且一直在翻*上升。它的颜色非常黑，但是比云层多了一丝淡紫色。在它下面的城市一定…”。
下午2：58，“埃诺拉;盖伊”号返回提尼安岛，斯帕茨将军和几千名将士都在等待他们凯旋归来。当蒂贝茨走出机舱时，将军就迫不及待地走上前去，将十字勋章别在了他的飞行服上。此时，杜鲁门总统坐着“奥古斯塔”号巡洋舰正从波茨坦返回美国。他通过收音机知道了这个消息。
华盛顿时间8月5日午夜，格罗夫斯将军在办公室里得知了这个消息，随后他通知了马歇尔将军。他整夜都呆在军事指挥中心等待法雷尔，后者将在4点半向前者汇报更多的细节。
8月6日黎明，他把报告递交给了马歇尔将军，马歇尔在长岛的家中打电话给陆军部长史汀生，他们两人都同意发表事先准备好的总统声明。杜鲁门的声明通过商业电台传遍了全美国，同时，通过短波传到了日本。声明节本如下：
这是一枚原子弹，他利用了宇宙的自然能量，这种来自太阳的巨大能量将惩罚那些在远东挑起战争的人们。为了使日本人民免遭毁灭性的打击，7月26日的波茨坦会议后，我们已经了最后通牒，但是他们的领导当时立即就拒绝了。如果现在他们仍然不接受我们的条款，那么他们就等待着灾难从天而降吧！这是人类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
在东京，第一个听到杜鲁门声明的高级官员是内阁书记长迫水久长。是他还在睡觉的时候，多媒新闻社打过电话来告诉他的。他认为这是体体面面退出战争的最佳机会，于是，他打电话告诉了铃木首相，随后又通知了宫内大臣木户幸一侯爵。而后者就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天皇。此时的天皇惊恐万分，他说：“我们必须向事实低头，不管他们会怎样处置我，我们都得尽快结束战争。”
但是，日本内阁并没有立即回应天皇。在目前的形势下，强硬的陆军还没有打算结束战争。
广岛爆炸并没有打破内阁长期以来的僵持，第二天，铃木首相召集内阁成员开会，在会上，外务大臣东乡茂德再次建议接受波茨坦公告。他说：“原子弹彻底改变了军事形势，军界有理由结束战争。”但是军方仍坚持在本土进行最后防线的浴血奋战。陆军大臣阿南惟几宣称没有必要投降，他说：“而且我们还不知道是否是真的原子弹。”他警告说这可能是美国人的一个圈套，毕竟除了杜鲁门的声明，还没有找到任何证据表明这是原子弹。
阿南惟几至多同意派日本最优秀的核物理专家二岛义南到广岛进行调研，然后递交调查报告。陆军情报部部长有末精三中将本来打算陪同二岛义南前去广岛，但是因为一次空袭警报，有末先于二岛一天独自到达广岛。薄暮时分，他的座机飞临广岛上空，他看到了一些令人迷惑的景象，以至于机长无法确定这是不是广岛。有末走下旋梯，站在一片荒芜的旷野上——没有声音，没有灯光，没有任何动静。这与他从前所见过的任何一个被轰炸过的城市都绝然不同。一个前来接他的陆军大佐向他敬礼时，有末发现他的左脸被严重烧伤。
大佐开着汽艇将有末送到了一个码头，在那儿，他遇到了一位军事研究所的老朋友马场秀男中将，他任职于陆军海上运输司令部。马场说自己的女儿在去上学的路上遇难了，“不仅仅是我的女儿，还有数以千计天真可爱的孩子都惨遭不幸。这种新炸弹非常恐怖，太残忍了，绝对不能使用它。”
第二天，二岛到达广岛，他立刻断言这的确是原子弹爆炸所为，他猜测是一枚铀弹，因为他本人已经用这种特殊金属进行了多年的实验。他问有末，自己还是否应该继续核研究？将军无以答复。
直到此时，日本陆军仍然拒绝改变自己的立场。他们只允许报纸、广播进行模糊的报道，说是敌机投掷了一些“新型”炸弹，使广岛遭受了“大面积”的破坏。
日本政府只有把希望寄托在苏俄身上，外务大臣东乡茂德给日本驻莫斯科大使佐藤尚武发了一封信，信中沮丧地写道：“今日局势非常糟糕，我们必须尽早明白苏俄的态度，请多多努力，尽快答复。”
佐藤接到命令后即刻打电话给苏俄外交部。
几个星期以来，他一直试图告诉东京政府，莫斯科既没有兴趣调解纷争，结束战争，也不想续订《苏日中立条约》，尽管还有一年条约才到期。
佐藤也并不期望这次能有好运气，但是，他无论如何都没有想到，苏俄方面答复很快。
出于好奇，苏俄外交部长莫罗托夫约定，将于8月8日晚8点与日本大使见面。后来，莫罗托夫一直对佐藤的电话置之不理，甚至找各种理由推辞。但是，8日下午早些时候，当佐藤被电话通知会面提前到下午5点的时候，他感到非常意外。
佐藤来到克里姆林宫，莫罗托夫立即接见了他，但是他态度生硬，甚至没有遵循正式的外交礼仪而径自说：“在此，我以苏俄政府的名义，向你宣读一份对日声明。”此时，佐藤在莫罗托夫指定的椅子上坐下，而莫罗托夫则坐在一张长桌子旁，然后开始宣读声明，“德国战败投降后，日本是惟一要将战争进行到底的国家…”。在宣读了四段解释苏俄对盟军的神圣义务和责任后，莫罗托夫说：“综上所述，苏俄政府宣布从明日起，即8月9日，苏俄将对日本宣战。”
佐藤知道抗议是毫无意义的，此刻他惟一值得做的就是捍卫自己的个人尊严。最后，他彬彬有礼地走出了克里姆林宫。莫罗托夫向他致以最高的个人敬意，并保证，如果佐藤希望的话，他可以帮他发送电报，甚至可以用密码电报。佐藤回到大使馆后，他发现电话线已经被切断，连无线设备都已被没收走。佐藤离开克里姆林宫仅仅两个小时后，早已做好准备的160万苏俄红军便突破伪满洲国的边防线，扑向了关东军。这支曾经声名远扬，令人闻3丧胆的关东军被以大量的坦克大炮和飞机武装起来的红军吓成了一团。
在莫罗托夫接见佐藤的同一天，华盛顿收到了第一张由美军侦察机所拍摄的广岛照片。广岛的惨状引起了高层官员的激烈争论。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莱希上将看到照片时深感震惊，他认为这是一种非常不人道的武器。他说美国因为使用原子弹“已经把自身的道德水平下降到黑暗时代的野蛮人了”；陆军部长史汀生也同样忧虑，但是更多的关心接下来的事情，而且，即便如此，他还是对使用了原子弹持肯定态度。史汀生认为和日本坐下来好好谈判的时刻到来了，他说：“如果你惩罚你的狗，你不可能在惩罚之后还会对它发脾气。如果你想取得效果，惩罚应该适可而止。与日本打交道也同样道理，他们实际上是一个温和的民族，我们必须以相同的处事原则与他们相处。”
杜鲁门总统并不很赞成史汀生的意见，他说他已认识到自己对照片里深受苦难的人民负有“极大的责任”，但是，日本没有投降，甚至没有投降的苗头，尽管他们已接到警告。所以，他提醒他的顾问们，除非自己通知有改变，第二枚原子弹将会按计划在8月9日投掷，而且一旦所有零部件运送到提尼安岛，那么很快就是第三枚，第四枚。
第二枚原子弹（也叫“胖子”）与“小男孩”一样有三个保险开关，并且一样威力无穷。不过它比“小男孩”笨重庞大，“腰围”接近5英尺，总长10英尺8英寸。它的中心是一个钚圆球，而不是铀。在内部结构上，“小男孩”是枪式的，而“胖子”是内爆式的。
8月9日，美军再次对日本投掷了原子弹。在预定的目标里，因为小仓的上空云层较厚，而且因为前几天的轰炸导致随3飘来的烟尘遮住了瞄准点，因此，小仓幸运的躲过了这一劫难。经过机组的商议，决定离开小仓上空，改飞长崎。选择长崎还有另外一个好处，那就是它正好在到冲绳的归途中。上午11：01，“胖子”离开机舱，不到1分钟，它就在1500英尺高空爆炸了。
1945年8月9日上午11点，日本首相铃木贯太郎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与会者包括指挥战争的最高委员会六名成员。原子弹三天前在广岛爆炸一事，强烈地震撼了被称为是“六要员”的委员会六名成员。现在，他们又要应付新的灾难：那天一早，160万苏俄军队向日军盘踞的伪满洲国发起了进攻，原本日方认为苏俄会跟自己达成可以接受的和平，但是这一希望破灭了。铃木想利用此次会议，建议日本接受投降协议，协议是盟军在7月末提出的。
“我们不能无限期地进行战争，”年老的首相说，“除了接受《波茨坦宣言》外，我们无路可走。”
陆军大臣阿南惟几将军对铃木首相的建议做出了愤怒的反应。“谁能肯定我们百分之百地失败？”他反问，“我们当然不能接受这个宣言。”他的话一说，“六要员”之间的立场就泾渭分明，一派希望和平，另一派要求进行抵抗而不管代价有多大。
军方人士——阿南将军、海军军令部长丰田副武海军大将和陆军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陆军大将——坚持着幻想，他们认为，通过上苍的干预，日本也可能设法击退美军，就像非同寻常的台3或者神3一样，那种神3曾在1281年击退了蒙古的入侵舰队。
主和派同样相信，天上和地上无论什么都挽救不了日本。首相铃木、海军大臣米内光正和外交大臣重光葵认为，苏俄对中国东北的入侵是压制主张继续战争的同僚的机会。
阿南将军向最高委员会提出了日本的防卫计划（操作方案），并评论了军方击退入侵所能动用的力量：53个步兵支队和25个旅，加在一起有25万个守备组，共235万人；除此以外，指挥官能够召集400万陆军和海军加入战斗。而且，内阁最近已经通过了一项措施：将征兵范围扩大至15到60岁的男子和17到45岁的女子，这样日本的防御力量可以再增加2800万人。
就数量众多的防御者阻止或击退美国人的登陆一事，外交大臣重光葵要求进一步说明。但是，重光葵只听到了陈词滥调。“凭着运气，我们会在他们登陆之前将其击退，”梅津将军说，“无论如何，我可以自信地说，我们将摧毁入侵者的主要力量。”
外交大臣重光葵充满了嘲讽，他说，即使日本的兵力击退了第一次登陆，美国军人将反复登陆直至成功。
两个对立的派别争论了两个小时，最后愤怒的铃木首相愤然离会，去参加一次全体内阁的大会，大会将讨论导致“六要员”分裂的同样问题。
在内阁大会召开之前，铃木就知道这是浪费时间。接受《波茨坦宣言》需要内阁成员的一致赞同。占据内阁职位的陆军大臣阿南将军，肯定要拒绝和平建议。内阁大臣和他们的秘书们只是占据着席位而已，这时，一名官员走进会议室，报告了第二个灾难：长崎遭受了广岛一样的命运。
折磨一个民族的六个日子就这样开始了，这个民族历史上从来不知道什么是失败。现在，必须尽快决定一亿日本人的命运，以免美国人再次扔下原子弹。这是一个关键的时刻，需要一位由最高决定权的人物来平息口水之战，把这个民族从毁灭中拯救出来。这样的人物很快就出现了——他出乎意料地出现，整个日本国都感到惊讶。
促使天皇行动的是内阁的明显无能：除了争吵外无所事事。长崎的可怕消息对于澄清认识毫无补益。在下午2点30分，内阁做出了决定。就在上午10点之前，在经过数个小时无用的争辩后，铃木提出进行投票。大多数大臣选择接受《波茨坦宣言》，但是仍有持不同意见者，包括战争大臣阿南。铃木厌恶地宣布休会，然后和外交大臣重光葵匆匆去面见天皇。那天上午，裕仁听取了首相的意见，天皇最亲密的顾问、封建主、天皇印章的持有者木户勋爵认为，天皇要采取行动打破僵局。最新的报告只是加深了人们的这种印象，即日本的领导人已经陷入了纷争不能自拔。裕仁意识到，如果日本想要避免被彻底毁灭，他就必须抽剑砍断纷争的结子。
裕仁同意在当晚举行帝国会议，以打破僵局。晚上11点之前，内阁和最高委员会的各个成员接到诏令要求与会，木户勋爵和其他几名前首相也接到了诏令。人们都感到迷惑：通常，只有在向天皇呈送已经达成一致的协议时，天皇才跟他们见面。内阁和最高委员会的成员们匆匆赶往地下皇宫掩体，地下皇宫掩体跟“图书馆”毗邻，“图书馆”是一个加固的水泥建筑。自从5月份皇宫在空袭中被损坏以来，皇室成员就住在地下皇宫掩体里。
会议室已经准备出来，这是一个长宽分别为30和18英尺的防空掩体，光线暗淡，几乎不通3。与会者穿着正式的服饰，感到呼吸都有点困难。11点50分，裕仁走了进来，登上王座。他显得有点萎靡，似乎非常疲劳。王座位于一个小讲台上，在讲台上前面是一张盖着金色布的桌子，后面是镀金屏3。出于传统的规定，与会者避免正视坐在他们面前的尊贵要人。
铃木要求朗读《波茨坦宣言》，会议开始了。“六要员”中的每个成员站起来轮流陈述自己的意见。外交大臣重光葵不慌不忙地说结束战争的时刻到了——如果盟军允许日本保留天皇。海军大臣米内对此表示同意。阿南将军则表示反对，他严厉地表达了自己对于和平的条件：必须允许日本自己遣散自己的武装力量，允许日本自己审判日方战犯，对盟军的占领施加限制。“如果这些条件得不到满足，我们就要继续勇敢地战斗，直至牺牲”。
当有人问是否日本还有能力战斗时，陆军参谋总长梅津将军的回答出奇的乐观，他宣称，反空袭措施将阻止原子弹再次攻击日本。“我们始终保持自己的力量，”他说，“我们期望着进行反击。”
直到凌晨两点，会议还未取得任何进展。年老的铃木费力地站起来。“我们讨论这个问题已经数个小时，却没有任何结论，”他开始陈述意见，苍老的声音充满坚定。“我们没有先例——我发现找到这样的献礼是困难的——我必须怀着最崇高的敬意，请求天皇表达自己的意愿。”
铃木慢慢地转过身，走向天皇。这种做法有似于对天皇的亵渎。会议室充满了喘气声，惊呆的阿南喊叫起来：“首相先生！”铃木好像没听见似的，继续前行，到达天皇坐着的台前，朝天皇鞠躬。裕仁天皇会意地点点头，铃木返回自己的座位。
天皇站起来开始讲话。他声音显得脆弱，显示出自己对打破数个世纪传统的紧张心情。“我已经严肃地思考过——”天皇说，“国内国际的局势，我得出结论：继续战争意味着民族的毁灭，意味着世界上流血的增多和残忍。”
在场的听众鸦雀无声，人们好像受到了催眠。
“看着我无辜的人民遭受痛苦，我不能再忍受。”裕仁停顿了一下，凝视着钢梁构造的天花板，用带着白手套的手指擦了擦眼睛。他继续说：“想到那些忠心为我服务的人，想到士兵和水手在战场上死亡或受伤，家庭失去了他们的财产——经常连生命也保不住，我感到痛苦。”
天皇继续讲着：“我们必须忍辱负重的时刻到来了。我含着眼泪，同意接受盟军的宣言，宣言要建立在外交部勾划的基础上。”
裕仁转身走出屋子。8月10日黎明，内阁成员们都签署了意见，接受《波茨坦宣言》——条件是，天皇的最高权力不容更改。
整个日本都醒悟过来了，宣布御前会议有条件接受协定的电报发往日本驻瑞士和瑞典大使馆，消息再从那里传到华盛顿、莫斯科、伦敦和重庆。
那天上午9点30分，阿南将军走进陆军部，告诉他的人员投降的决定。这位陆军大臣用手掌拍着自己的平头以示强调：“如果这里有人想跟陛下的决定作对，他只能在我死后这样做。”
阿南的声明没有使所有的官员都服气。那天晚些时候，官员中有两个人——包括阿南的内弟、陆军上校竹下正彦副官——以阿南的名义在广播中了一则消息，督促正在收缩的日本所有的军队“坚决地战斗，即使我们吃*吞土，即使我们睡在野地里”。
当外交大臣重光葵得知这则伪造的消息时，他决定不再等待帝国会议的决定，而通过官方渠道同盟军方面联系。重光葵担心，如果不立即同华盛顿联系，盟军可能把下属官员的言词理解为拒绝《波茨坦宣言》。那天晚上，外交大臣怂恿多媒新闻社的一名编辑，把帝国会议的决定变成摩尔斯式编码，用英文传输给美国和欧洲。
消息传出来后，一群叛乱的陆军军官在东京爆炸了手雷，企图以此煽动实行军事管制和加强陆军的控制力。他们没有达到目的，在一个受到连续几个月轰炸的城市里，没有人对几枚手雷的爆炸给予太多的注意。
在华盛顿时间8月10日上午7点30分，全世界都收听到了重光葵在电台的消息。
美国政府对此的回应是：“从投降那一刻起，天皇的权威，以及日本政府统治国家的权力，应该属于盟军的最高统帅，盟军将会采取认为必要的措施执行投降协议。日本人民自由表达出来的意志，将决定日本政府的最后形式。”
除了苏俄之外，所有的盟国都立即接受了这一回复。俄国人很贪婪，他们跟日本交战仅仅两天，他们需要更多的时间来消化斯大林觊觎的土地——中国东北、北朝鲜、千岛群岛和萨哈林岛。苏俄企图令人讨厌地阻止和平，在占领日本的盟军高层指挥圈中，它坚持自己拥有席位，并主张对选出来的最高统帅投否决票。
在同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黎明前的会谈中，美国驻莫斯科大使.埃夫里尔;哈里曼突然拒绝了苏联的要求，说道：“它们完全不可能。”几个小时以后，苏联认识到自己的要价难以实现，于是妥协，同意了伯恩斯*拟的对日本的回复。8月12日，盟军通过瑞士向日方送达了正式回复，并且通过洛杉矶的短波对此进行了广播。
在东京，木户勋爵匆匆起*了手稿给“图书馆”，并给天皇朗读，他强调了日本政府的最终形式要由“人民自由表达的意志来决定”这一条款。他指出，这一条款意味着君主政体的结束。“这并不重要，”裕仁天皇说，“如果人民不想要天皇，君主政体就是无用的。我想，让人民自己做出决定很好。”
但是，当内阁开会讨论盟军的广播时，事情很快陷入三天前的僵局中。重光葵赞成接受敌方的回复。如果日本坚持要对投降条件再作修改，盟军可能彻底废除天皇政权，而不是让日本人民自己做出决定。
阿南将军站起来，指出应该拒绝盟军的回复。“他们想阻挠天皇的权力，”他说，“我主张艰苦斗争到底，奋力捍卫国家。”
会议上的一个客人给予了阿南支持，他是顾问委员会主席平沼骐一郎，在有关国家的问题上，他向天皇提出了建议。这个78岁的前首相争论说，使天皇服从于盟军的最高统帅，意味着裕仁天皇近乎变成奴隶。平沼在内阁会议中没有投票，但是他充满**的花言巧G压倒两个大臣。即使铃木也在辩论中收敛起来，“如果别人强迫我们解除武装，”他说，“除了继续战争，我们便没有别的选择。”
重光葵对铃木的反复感到吃惊。这名外交大臣主张，会议最好能在和平努力完全土崩瓦解之前结束。在重光葵的催促之下，铃木宣布休会。
重光葵返回办公室，告诉助手说，如果内阁继续争吵，他自己可能辞职。重光葵的助手、副大臣松本俊一建议重光葵再争取些时间。盟军的正式答复已经到达瑞士大使馆。“我们为什么不能假称明天上午才收到答复？”松本建议，“今晚请回去休息一下。”重光葵表示赞同，间隔了好长时间，他才打电话给木户勋爵，告诉他情况不妙。
那天晚上，木户勋爵召铃木到自己的办公室。他想平息首相为和平进行战争的努力。“如果我们在这个阶段拒绝《波茨坦宣言》，”木户对铃木讲，“100万无辜的日本人将死于轰炸和饥饿。如果我们现在寻求和平，我们中的四到五个人将遭到谋杀，但是这很值得。还有，现在寻求和平是天皇陛下的意志。”
8月14日一开始，美国就传来一则消息。在快天亮时候醒来的东京居民看见天空有一架B29轰炸机。这架飞机装载着不具有致命性的物品，即传单，“美国飞机今天不会轰炸你们。美国飞机在抛撒传单，因为日本政府已经表示要投降，每个日本人都有权利知晓投降条件”。
木户勋爵在宫殿的地面上拣到一份传单，上面的内容使他感到惊讶。他匆匆去向天皇报告，警告他说，如果军队获得了传单，军队就可能发生普遍的叛乱。天皇认识到时间不多了，他不能再等待内阁做出决定，如果仍有人反对投降，对投降犹豫不决，天皇将在上午10点30分，凭借自己的权威召集由全体内阁成员组成的御前会议。“我要下令投降”天皇说。
那天上午10点50分，天皇裕仁穿着简单的陆军制服走进地下会议室。铃木宣布开会，并征求大家的意见。又有不同的意见出现了。于是天皇开始讲话：“如果没有更多意见的话，我就说说自己的意见。”他的言行合乎礼仪，充满礼貌，但是这次他无疑是在命令大家给予默许。“希望你们都能同意我的结论：我们再也不能继续战争，”他继续讲，“我充分地认识到，让陆军和海军忠实的军官、战士们置自己的国家被占领于不顾而向敌人投降，那是何其艰难！他们也许会被指控为战争罪犯。”裕仁终于控制不住自己，他开始哽咽。两个大臣倒在地上哭泣。裕仁继续讲话，“我希望你们所有的人，国家的大臣们，服从我的意志，接受盟军就投降问题的回复。我希望内阁立即起*一个天皇谕令，中止战争。”他走了出去，留下大臣们梳理自己的情绪。
天皇没有给大臣们留下怀疑和行动的余地，即使阿南将军最后似乎要辞职。极为重要的问题是如何消息。会议期间，天皇已经表示，如果能推进和平，他会去任何地方，做任何事情，甚至在电台广播。这也是没有先例的，日本国家从来没有听到过天皇的声音，除了在1928年由于声音故障，麦克3传出身在50码外的天皇的几句谈话。
内阁在铃木首相的办公住所开了一下午会，起*了一个要中止战争的天皇谕令。两个描摹者用毛笔和墨水，用正式的宫廷G言，辛苦地写下谕令中的815个字母。大臣们同意有必要广播天皇的声明。大臣们推理，天皇是人们相信和尊重的惟一人物。但是，让尊贵的领导做现场广播，大臣们有些于心不忍，于是他们决定让天皇把自己的广播录制下来。
当手谕送给裕仁天皇时，天皇要求做些小的改动。因为时间越来越少，只是在另外的纸片上进行了一些改动，再把纸片粘贴到文本上。这样，在裕仁天皇当晚8点30分签署的时候，这一历史性文件就变成了一种羊皮纸拼图。所有的内阁成员在文件上签名又占用了预留的时间，结果到天皇的讲话录音准备工作完成之时，已经是晚上11点钟。
过了很短一段时间，外交部通过驻瑞士和瑞典大使馆向盟国发送了外交照会，向这些国家通报说日本已经接受了投降条件。
在11点30分，天皇在皇室事务部一个临时建起的演播室出现。对天皇充满畏惧又疲倦的东京电台技师们从中午开始已经在演播室等候，在这些人面前，天皇把手谕的内容录制了两遍。第一次天皇漏掉了几个词G。第二次他的声音太尖细，又漏过了一个词。他要进行第三次录音，但是皇室管家德川吉弘表示反对，他认为再录一次是折磨，不能要求天皇那样做。裕仁返回“图书馆”，休息了一晚。
凌晨1点30分刚过，一群陆军的激进派年轻军官发动了政变，杀死了负责守卫皇宫的近卫师团师团长森中将，盗用森中将生前使用的个人印，伪造了一个命令，命令包围皇宫所在地，还命令占领了国家广播公司NHK总部，以防止天皇的手谕广播出去。凌晨四点，一队士兵占领了NHK大楼，皇宫卫队封锁了皇宫所在地，关上巨大的铁门，切断了电话线，在一些重要地点架起了机枪。但是由于政变者未能得到陆军部长阿南将军和东部防卫司令官田中将军的支持，政变遭到了不可避免的失败。为首的军官们或用枪或用军刀解决了自己。
中午时分，全日本的活动都停止了。在工厂、学校、家庭和军事基地，人们聚集在喇叭和收音机旁，收听早些时候新闻广播预告要播出的重要广播。在长崎的浦上谷地，一群人聚集在一个喇叭周围，喇叭设在校园里，校园周围是成堆的烧黑的尸体。在广岛，人们站在喇叭前面，喇叭位于广岛一个被摧毁的火车站外。在东京，裕仁坐在一台陈旧的摆在地下会议室外的RCA收音机前面。天皇和他的臣民听到的第一个声音，是著名的播音员和田直元发出的。“本次广播极端重要，”和田紧张地说，“请所有的听众站起来，天皇陛下现在将要向日本民众广播谕令。我们尊重地播放天皇的声音。”
日本的国歌“君之代”播放起来，随后，天皇有史以来第一次向日本民众讲话。
“朕深鉴于世界大势及帝国之现状，欲采取非常之措施，收拾时局，兹告尔忠良臣民：朕已饬令帝国政府通告美、英、中、苏四国，愿接受其联合公告。
盖谋求帝国臣民之康宁，同享万邦公荣之乐，斯乃皇祖皇宗之遗范，亦为朕所眷眷服膺者。往年，帝国之所以向美、英两国宣战，实亦为希求帝国之自存于东亚之安定而出此，至如排斥他国之主权，侵犯他国之领土，固非朕之本志。然交战已阅四载，虽陆海将兵勇敢善战，百官有司励精图治，一亿众庶克己奉公，各尽所能，而战局并未好转，世界大势亦不利于我。加之，敌方最近使用残酷之炸弹，频杀无辜，惨害所及，实难逆料。如仍继续作战，则不仅导致我民族之灭亡，且将破坏人类之文明。如此，则朕将何以保安亿兆赤子，陈谢于皇祖皇宗之神灵乎！此朕所以饬帝国政府接受联合公告者也。
朕对于始终与帝国同为东亚解放而努力之诸盟邦，不得不深表遗憾。念及帝国臣民之死于战阵，殉于职守，毙于非命者及其遗属，则五脏为之俱裂。至于负战伤，蒙战祸，失家业者之生计，亦朕所深为轸念者也。今后帝国所受之苦固非寻常，朕亦深知尔等臣民之衷情。然时运之所趋，朕欲忍其所难忍，耐其所难耐，以为万世之太平计耳。
朕于兹得以维护国体，信倚尔等忠良臣民之赤诚，并常与尔等臣民同在。若夫为情所激，妄滋事端，或者同胞互相排挤，扰乱时局，因而迷误大道，失信义于世界，此朕所深戒。宜举国一致，子孙相传，确信神州之不灭。念任重而道远，倾全力于未来之建设，笃守道义，坚定志操，誓必发扬国体之精华，不致落后于世界之进化。望尔等臣民善体朕意。
裕仁昭和二十年八月十四日数百万日本人为天皇的讲话哭泣，他们的眼泪充满了悲痛、耻辱和欣慰，他们为失去的东西而感到悲痛和耻辱，他们为不再经受长期的痛苦而感到欣慰。在东京，成百上千万人拥挤在皇宫前，向天皇鞠躬。人们的渴望不时被手枪枪声打断，他们当中的陆军和海军纷纷自杀。
一些日本士兵拒绝放下武器，有些士兵卷入最后的野蛮行动。在距离长崎北部100英里的福岳，西部陆军总部的军官们用自己的剑，将16名被捕的美国飞行员砍死。在九州的大分基地，海军第五航空兵部队司令宇垣缠设计了自己的自杀方式——对敌人发动最后的攻击。
而当日本国内为了这些事情乱成一团的时候，刘建业正带领着他的部下乘坐美国的军舰，在大批战舰的保护下，在东京湾上航行。他们的目标只有一个，日本首都东京。
此时站在刘建业身边的既不是将军们，也不是美国的联络官，而是国内著名的战地记者范希天，萧秉乾，黎秀石。
范希天一生经历颇为丰富，充满着传奇色彩。青年时代的他三次进入大学学习，也曾当过军人，1933年下半年起为北平《晨报》、《世界日报》和天津《益世报》等撰稿，开始记者生涯。后来，他成为天津《大公报》特派旅行和战地记者。范长江以旅行通讯、战地通讯的新闻体裁，真实而详实地报道了当时国内政治局势的变化、大西北的地理人情及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
“范先生，萧先生，黎先生，我这次把你们找来，不但是希望你们和其他被我请来的记者们一起能够作为历史的见证者亲眼见证坚持抗战多年的中国军队最辉煌的一刻。同时，还有一个秘密的任务，希望你们能够帮我完成。这个任务，只有你们才能完成。”刘建业站在舰首，对三位大名鼎鼎的记者说道。
“我们都是手无寸铁的记者，手里只有一支笔，能帮得上你什么忙呢？”范希天说道。
“这件事情由我们来做，不是很方便，但是如果是有你们来做的话，那就不一样了，你们是无冕之王嘛。”
“说吧，到底是什么任务，我们只有知道是什么样的任务，才能知道是不是能够帮得上你的忙。”带着英军贝雷帽的萧秉乾说到。萧秉乾先生是从欧洲被紧急请来的。在此之前，他曾经作为随军战地记者跟随英美盟军在诺曼底登陆，并跟踪采访了西线盟军对德军的大反攻。
“事情是这样的。”刘建业点燃了一根雪茄，开始向三位著名记者说出自己的用意。
“我们答应你。其实，即使你不请我们，我们也绝对不会做这件事情的。我们不能眼睁睁的看着那些犯下了滔天罪恶的人不能受到正义的审判。”范希天激动地说道。
“无论如何，这件事情，我做定了。我不能让几千万的亡魂死不瞑目。”萧秉乾的态度十分坚定。
“只要刘将军给我们提供必要的方便，哪怕是丢掉这份工作，我也义不容辞。”来自中央社的黎秀石也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我只怕几位到时候会忙不过来。日本人这么多年积存的档案可以说是汗牛充栋，想要从中找到我们需要的东西，难度会很大。不过，如果我还坐在这个位置上，只要你们提出要求，我要人给人，要车给车，要东西给东西。”刘建业说道。
就这样，一个刘建业预谋已久的行动蓄势待发——
八年抗战，国民政府仅授了两枚青天白日勋章给普通的下层官兵。
一枚是授予陈怀民烈士。陈怀民烈士是空军飞行员，在武汉保卫战时，他的战鹰弹yao用尽，他本可以退出战斗，但是他没有，而选择了驾机撞击敌人和敌人同归于尽。
他有一个妹妹，正在武汉的地面观战，亲眼目睹了这一幕。而被撞击的日本空中王牌也有一个妹妹，年纪和陈怀民的妹妹相仿。陈怀民烈士的妹妹忍着悲痛写了一封公开信。她为她哥哥的牺牲感到悲痛，也为哥哥的牺牲自豪，因为他是为捍卫国家民族的独立自由而牺牲，而日本的飞行员虽然也很优秀，但他是为了把兽行强加在一个伟大民族身上而死，死得不得其所。
另一枚是授予武汉保卫战中的一名普通炮兵。遗憾的是在今天我们已经不知道他的名字。这名炮兵的阵地受日本空军的轰炸，全连官兵非死既伤，他也受了轻伤，但他没有退缩，一个人顽强战斗，操纵全连八门大炮，取得击沉敌驱逐舰一艘的战绩。
一个人操纵八门大炮，不了解的人可能会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开始也不懂，后来请教了真正的炮兵才知道是怎么回事。原来火炮射击和枪不一样，枪是直接瞄准，而炮是间接瞄准。操炮的人根据前方观察哨报来的距离方向校正大炮的射击诸元，然后射击。如果一切不错，炮弹将落在目标的周围，这时用炮兵的术G叫夹中，在夹中中就会有一个命中率，一次不中，多次夹中，必然就有命中。所以，一门炮单发射击的效果就不显著，必须由多门火炮一起开炮才能有效。一人操纵，就是不停的把八门大炮装填好，再一起射击。
在抗美援朝的时候，有一名来自天津三条石（地名）的战士也有这样的事迹，一人操纵八门大炮向美军轰击，赢得了战斗的胜利。
一个士兵在战争中的作用是很有限的，他们能做的事情也很简单，就是瞄准射击，瞄准射击，在自己的战位上，直到胜利或者死亡。但是当千百万个战士组织起来，在自己的战位上，瞄准射击的时候，就是反击侵略战争的汪洋大海，就是侵略者的坟墓。
能够获颁国家最高等级的勋章无疑是幸运的，更多的士兵在胜利复员的时候，只有一枚简单的抗日救国忠勇章，救国证。因为他们人数太多，太普通，国家都无法给他们颁发勋章。什么是士兵的勋章？士兵的勋章就是大地上自由盛开的花朵，是母亲与孩子的天伦，是千家万户安详的炊烟。也是今天正直善良的人们真诚的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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蒂贝茨做了开场白，他说：“这一时刻终于到来了，我们即将运送的武器已经在国内试制成功，我们已经接到命令，用它来轰炸敌军。”但是是什么样的武器呢？帕森斯上校揭晓了答案，他说：“你们即将投掷的炸弹是战争史上最新型的武器，它具有无与伦比的破坏力。我们认为，它可以把3英里的区域夷为平地。”他还向成员们讲解了阿拉默果尔多试验的有关情况，“当时10英里之外也能看到闪光，50英里之外也能听到响声，蘑菇云在新墨西哥上空升至三万英尺的高空。”讲解完后，他坐了下来。在整个讲解过程当中，没有人提到“核”这个字，他们也不想提到。
“小男孩”安静地躺在重兵把守的掩体下，对于那些充满好奇的护卫者而言，他仍然是一个“陌生人”。
8月5日，气象人员预测，第二天日本南部天空晴朗。人们把用防水布盖着的“小男孩”从组装棚缓缓地拖到起飞线上，然后把它放进一个事先挖好的装卸坑内。当飞机停在装卸坑上方时，人们就会打开机舱腹部的舱门，把炸弹用一个“大腰带”调到机舱内，然后固定。
这天下午，蒂贝茨交给画标识的工作人员一张纸，让他把纸上的图（埃诺拉;盖伊号的图标文字）复制到机身上。
大概在半夜吧，机组人员们点了30道菜，举行出发前的会餐。8月6日凌晨1：37，三架气象飞机首先出发，直奔日本。“埃诺拉;盖伊”号的机务人员怀亚特;迪仁伯瑞上士习惯在飞机起飞前，用两个小时来进行飞行检查。因此，他很早就登上了飞机。送走“小男孩”以后，他竟然感到了一阵虚弱无力。
迪仁伯瑞最后一次检测完后，确定一切正常，然后，他爬进了弹舱。他拿着手电筒沿着炸弹右侧的狭窄通道爬行，在炸弹的鼻翼部分慢慢摸索着前进，然后又沿着左侧通道往回爬。在炸弹尾部，他被放在通道上的两个盒子碰了一下，几乎摔倒在地。就他所知，这两个外置的盒子没有什么用处，所以他打算把这两个盒子处理掉。正当他弯下腰准备捡起地上的盒子时，从弹舱口射过来一束强光，迪仁伯瑞吓了一跳，他立即爬出去寻找光源，把处理两个盒子的事情抛之脑后了。迪仁伯瑞出去后，他才发现那些光是强力照明灯发出的，因为格罗夫斯将军下令一定要拍下这件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所以此刻有很多军事摄影师正围着“埃诺拉;盖伊”号拍照。
当全体机组人员登上飞机后，这两个古怪的盒子仍然安静地躺在炸弹尾部的狭窄通道上。其实，这两个盒子是帕森斯上校那天晚上放在这儿的，盒子里装着安装工具和引爆装置，届时，帕森斯上校将用这些工具来安装炸弹的引爆装置。
“埃诺拉;盖伊”号栖息在跑道上等待起飞，届时，将有12名机组成员和它一起飞往目的地，为了顺利扔下这个四吨半重的炸弹，飞机还携带了7000加仑燃油，这样一来，装载后的飞机重达15万磅。凌晨2：45，蒂贝茨对坐在右侧的副驾驶员刘易斯说了一句：“让我们起飞吧。”说完，蒂贝茨踩着油门，放开制动器，开动了“埃诺拉;盖伊”号，没多久，飞机开始颠簸起伏。眼看就要到达跑道尽头了，飞机仍飞不起来，他们距离海边越来越近。在千钧一发之际，在距离跑道尽头只有几厘米的地方，机头终于抬了起来。
“埃诺拉;盖伊”号飞离提尼安岛15分钟后，开始以7000英尺的巡航高度向前飞去。
清晨5：05，这三架执行任务的飞机在硫磺岛上空编排成一个松散的V形体，向着西北方——日本本土，急速飞去。地面上其余的B29飞行员们看着这三架飞机飞走了，顿时感到很轻松，因为这一天，他们不需要去执行这项特殊任务。
7：09，当克劳德;伊瑟利上校驾驶的气象飞机到达广岛上空时，空袭警报开始响起。这架飞机上并没有炸弹。机长非常高兴这里天气晴朗。
7：24，他发出了气象报告，云层平均高度不超过310，建议轰炸首选目标。之后，他返回营地，7：31，广岛上空的警报声音消失了。
在距离气象飞机100英里以南的“埃诺拉;盖伊”号上，蒂贝茨已经回到了座位上。他匆匆瞥了一眼伊瑟利发回来的气象报告，命令“目标广岛”。
半个小时后，领航员宣布距离瞄准点——相生桥，还有10分钟，并作了最后一次调整，飞机转舵到264度方向，即由西向南稍转了一点点。现在他们的飞机巡航高度保持在31060英尺左右，气流速度是每小时200英里。
8：12，领航员喊道：“辨识点”，他们已经到达了投掷炸弹的辨识点。费雷比把头低下，直盯在炸弹瞄准器上。蒂贝茨命令大家戴上眼镜，但是他自己、费雷比和贝瑟尔却没有像大家一样拉下厚厚的黑色防护眼镜，因为，他们必须要执行任务。
8：13，一个位于广岛东部19英里处的日军观察站向本部报告，有三架美军B29轰炸机正向广岛飞来。显然，日军雷达并没有发现他们。
1分钟后，广岛上空再次响起空袭警报。
1分钟后，广岛上空再次响起空袭警报。
在“埃诺拉;盖伊”号上，费雷比告诉其他成员，城市已经出现在炸弹瞄准器上。精密的计时器显示，此刻是8点14分45秒。贝瑟尔通知帕森斯，在频段上没有受到日军雷达的干扰。费雷比说早知道了，并且打开了同步自动计时器，留给他们15秒的控制时间。这时，全体机组人员的耳机里都响起了信号声，一旦信号声消失，炸弹就会被立刻投掷下去。
信号声在8点15分17秒准时停止，费雷比大喊“投掷炸弹”，蒂贝茨立即把飞机操纵杆向右急转，作了个155度的俯冲，这可以避免飞机被卷入“小男孩”爆炸时产生的巨大漩涡中。
炸弹投下43秒后，距离飞机下方6英里处，第3个开关准时关闭，天空顿时出现一道强烈的白光，一团粉中带紫的烟雾和火焰翻卷而上，并且不停地在膨胀、膨胀、膨胀。闪光亮如白昼，照亮了飞机上的所有仪表盘，仿佛它们自己发出了光芒。蒂贝茨感到这团光芒似乎伸手可触，后来他回忆说，他闻到了铝的味道。卡伦独自坐在机尾，他看到了极为恐怖的一幕：一个巨大的灰色球状烟云在不停地挤压、膨胀，随后翻腾而上，直奔飞机而来。他想大声喊叫，但是他的喉咙里好像被什么东西卡住了一样，发不出任何声音。冲击波重重地撞击着飞机，人们在机舱里被震得像木偶一样摇来晃去。蒂贝茨以为飞机被日军的高射炮击中了，他大叫：“是高射炮，”费雷比大喊：“这些狗娘养的在射击我们。”此时，卡伦终于能喊出声了，随后就不停的尖声惊叫：“又来了，又来了。”这时，第二次冲击波再次袭来，飞机颠簸得非常厉害。最后，冲击波终于过去了，“埃诺拉;盖伊”号又恢复了平静。
在机尾坐着的卡伦说：“一大团烟云在快速地翻转上升，这团烟云包裹着一个像火一样在燃烧的赤红的球体，在它四周裹挟着一团又一团紫灰色的泡沫状物质，所有的一切都不可思议。它不停地燃烧、翻腾、爆炸，四周都是猎猎喷出的火焰，仿佛是一个巨型煤床在燃烧…然后就是蘑菇云来了。它几乎和我们平行，而且一直在翻*上升。它的颜色非常黑，但是比云层多了一丝淡紫色。在它下面的城市一定…”。
下午2：58，“埃诺拉;盖伊”号返回提尼安岛，斯帕茨将军和几千名将士都在等待他们凯旋归来。当蒂贝茨走出机舱时，将军就迫不及待地走上前去，将十字勋章别在了他的飞行服上。此时，杜鲁门总统坐着“奥古斯塔”号巡洋舰正从波茨坦返回美国。他通过收音机知道了这个消息。
华盛顿时间8月5日午夜，格罗夫斯将军在办公室里得知了这个消息，随后他通知了马歇尔将军。他整夜都呆在军事指挥中心等待法雷尔，后者将在4点半向前者汇报更多的细节。
8月6日黎明，他把报告递交给了马歇尔将军，马歇尔在长岛的家中打电话给陆军部长史汀生，他们两人都同意发表事先准备好的总统声明。杜鲁门的声明通过商业电台传遍了全美国，同时，通过短波传到了日本。声明节本如下：
这是一枚原子弹，他利用了宇宙的自然能量，这种来自太阳的巨大能量将惩罚那些在远东挑起战争的人们。为了使日本人民免遭毁灭性的打击，7月26日的波茨坦会议后，我们已经了最后通牒，但是他们的领导当时立即就拒绝了。如果现在他们仍然不接受我们的条款，那么他们就等待着灾难从天而降吧！这是人类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
在东京，第一个听到杜鲁门声明的高级官员是内阁书记长迫水久长。是他还在睡觉的时候，多媒新闻社打过电话来告诉他的。他认为这是体体面面退出战争的最佳机会，于是，他打电话告诉了铃木首相，随后又通知了宫内大臣木户幸一侯爵。而后者就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天皇。此时的天皇惊恐万分，他说：“我们必须向事实低头，不管他们会怎样处置我，我们都得尽快结束战争。”
但是，日本内阁并没有立即回应天皇。在目前的形势下，强硬的陆军还没有打算结束战争。
广岛爆炸并没有打破内阁长期以来的僵持，第二天，铃木首相召集内阁成员开会，在会上，外务大臣东乡茂德再次建议接受波茨坦公告。他说：“原子弹彻底改变了军事形势，军界有理由结束战争。”但是军方仍坚持在本土进行最后防线的浴血奋战。陆军大臣阿南惟几宣称没有必要投降，他说：“而且我们还不知道是否是真的原子弹。”他警告说这可能是美国人的一个圈套，毕竟除了杜鲁门的声明，还没有找到任何证据表明这是原子弹。
阿南惟几至多同意派日本最优秀的核物理专家二岛义南到广岛进行调研，然后递交调查报告。陆军情报部部长有末精三中将本来打算陪同二岛义南前去广岛，但是因为一次空袭警报，有末先于二岛一天独自到达广岛。薄暮时分，他的座机飞临广岛上空，他看到了一些令人迷惑的景象，以至于机长无法确定这是不是广岛。有末走下旋梯，站在一片荒芜的旷野上——没有声音，没有灯光，没有任何动静。这与他从前所见过的任何一个被轰炸过的城市都绝然不同。一个前来接他的陆军大佐向他敬礼时，有末发现他的左脸被严重烧伤。
大佐开着汽艇将有末送到了一个码头，在那儿，他遇到了一位军事研究所的老朋友马场秀男中将，他任职于陆军海上运输司令部。马场说自己的女儿在去上学的路上遇难了，“不仅仅是我的女儿，还有数以千计天真可爱的孩子都惨遭不幸。这种新炸弹非常恐怖，太残忍了，绝对不能使用它。”
第二天，二岛到达广岛，他立刻断言这的确是原子弹爆炸所为，他猜测是一枚铀弹，因为他本人已经用这种特殊金属进行了多年的实验。他问有末，自己还是否应该继续核研究？将军无以答复。
直到此时，日本陆军仍然拒绝改变自己的立场。他们只允许报纸、广播进行模糊的报道，说是敌机投掷了一些“新型”炸弹，使广岛遭受了“大面积”的破坏。
日本政府只有把希望寄托在苏俄身上，外务大臣东乡茂德给日本驻莫斯科大使佐藤尚武发了一封信，信中沮丧地写道：“今日局势非常糟糕，我们必须尽早明白苏俄的态度，请多多努力，尽快答复。”
佐藤接到命令后即刻打电话给苏俄外交部。
几个星期以来，他一直试图告诉东京政府，莫斯科既没有兴趣调解纷争，结束战争，也不想续订《苏日中立条约》，尽管还有一年条约才到期。
佐藤也并不期望这次能有好运气，但是，他无论如何都没有想到，苏俄方面答复很快。
出于好奇，苏俄外交部长莫罗托夫约定，将于8月8日晚8点与日本大使见面。后来，莫罗托夫一直对佐藤的电话置之不理，甚至找各种理由推辞。但是，8日下午早些时候，当佐藤被电话通知会面提前到下午5点的时候，他感到非常意外。
佐藤来到克里姆林宫，莫罗托夫立即接见了他，但是他态度生硬，甚至没有遵循正式的外交礼仪而径自说：“在此，我以苏俄政府的名义，向你宣读一份对日声明。”此时，佐藤在莫罗托夫指定的椅子上坐下，而莫罗托夫则坐在一张长桌子旁，然后开始宣读声明，“德国战败投降后，日本是惟一要将战争进行到底的国家…”。在宣读了四段解释苏俄对盟军的神圣义务和责任后，莫罗托夫说：“综上所述，苏俄政府宣布从明日起，即8月9日，苏俄将对日本宣战。”
佐藤知道抗议是毫无意义的，此刻他惟一值得做的就是捍卫自己的个人尊严。最后，他彬彬有礼地走出了克里姆林宫。莫罗托夫向他致以最高的个人敬意，并保证，如果佐藤希望的话，他可以帮他发送电报，甚至可以用密码电报。佐藤回到大使馆后，他发现电话线已经被切断，连无线设备都已被没收走。佐藤离开克里姆林宫仅仅两个小时后，早已做好准备的160万苏俄红军便突破伪满洲国的边防线，扑向了关东军。这支曾经声名远扬，令人闻3丧胆的关东军被以大量的坦克大炮和飞机武装起来的红军吓成了一团。
在莫罗托夫接见佐藤的同一天，华盛顿收到了第一张由美军侦察机所拍摄的广岛照片。广岛的惨状引起了高层官员的激烈争论。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莱希上将看到照片时深感震惊，他认为这是一种非常不人道的武器。他说美国因为使用原子弹“已经把自身的道德水平下降到黑暗时代的野蛮人了”；陆军部长史汀生也同样忧虑，但是更多的关心接下来的事情，而且，即便如此，他还是对使用了原子弹持肯定态度。史汀生认为和日本坐下来好好谈判的时刻到来了，他说：“如果你惩罚你的狗，你不可能在惩罚之后还会对它发脾气。如果你想取得效果，惩罚应该适可而止。与日本打交道也同样道理，他们实际上是一个温和的民族，我们必须以相同的处事原则与他们相处。”
杜鲁门总统并不很赞成史汀生的意见，他说他已认识到自己对照片里深受苦难的人民负有“极大的责任”，但是，日本没有投降，甚至没有投降的苗头，尽管他们已接到警告。所以，他提醒他的顾问们，除非自己通知有改变，第二枚原子弹将会按计划在8月9日投掷，而且一旦所有零部件运送到提尼安岛，那么很快就是第三枚，第四枚。
第二枚原子弹（也叫“胖子”）与“小男孩”一样有三个保险开关，并且一样威力无穷。不过它比“小男孩”笨重庞大，“腰围”接近5英尺，总长10英尺8英寸。它的中心是一个钚圆球，而不是铀。在内部结构上，“小男孩”是枪式的，而“胖子”是内爆式的。
8月9日，美军再次对日本投掷了原子弹。在预定的目标里，因为小仓的上空云层较厚，而且因为前几天的轰炸导致随3飘来的烟尘遮住了瞄准点，因此，小仓幸运的躲过了这一劫难。经过机组的商议，决定离开小仓上空，改飞长崎。选择长崎还有另外一个好处，那就是它正好在到冲绳的归途中。上午11：01，“胖子”离开机舱，不到1分钟，它就在1500英尺高空爆炸了。
1945年8月9日上午11点，日本首相铃木贯太郎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与会者包括指挥战争的最高委员会六名成员。原子弹三天前在广岛爆炸一事，强烈地震撼了被称为是“六要员”的委员会六名成员。现在，他们又要应付新的灾难：那天一早，160万苏俄军队向日军盘踞的伪满洲国发起了进攻，原本日方认为苏俄会跟自己达成可以接受的和平，但是这一希望破灭了。铃木想利用此次会议，建议日本接受投降协议，协议是盟军在7月末提出的。
“我们不能无限期地进行战争，”年老的首相说，“除了接受《波茨坦宣言》外，我们无路可走。”
陆军大臣阿南惟几将军对铃木首相的建议做出了愤怒的反应。“谁能肯定我们百分之百地失败？”他反问，“我们当然不能接受这个宣言。”他的话一说，“六要员”之间的立场就泾渭分明，一派希望和平，另一派要求进行抵抗而不管代价有多大。
军方人士——阿南将军、海军军令部长丰田副武海军大将和陆军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陆军大将——坚持着幻想，他们认为，通过上苍的干预，日本也可能设法击退美军，就像非同寻常的台3或者神3一样，那种神3曾在1281年击退了蒙古的入侵舰队。
主和派同样相信，天上和地上无论什么都挽救不了日本。首相铃木、海军大臣米内光正和外交大臣重光葵认为，苏俄对中国东北的入侵是压制主张继续战争的同僚的机会。
阿南将军向最高委员会提出了日本的防卫计划（操作方案），并评论了军方击退入侵所能动用的力量：53个步兵支队和25个旅，加在一起有25万个守备组，共235万人；除此以外，指挥官能够召集400万陆军和海军加入战斗。而且，内阁最近已经通过了一项措施：将征兵范围扩大至15到60岁的男子和17到45岁的女子，这样日本的防御力量可以再增加2800万人。
就数量众多的防御者阻止或击退美国人的登陆一事，外交大臣重光葵要求进一步说明。但是，重光葵只听到了陈词滥调。“凭着运气，我们会在他们登陆之前将其击退，”梅津将军说，“无论如何，我可以自信地说，我们将摧毁入侵者的主要力量。”
外交大臣重光葵充满了嘲讽，他说，即使日本的兵力击退了第一次登陆，美国军人将反复登陆直至成功。
两个对立的派别争论了两个小时，最后愤怒的铃木首相愤然离会，去参加一次全体内阁的大会，大会将讨论导致“六要员”分裂的同样问题。
在内阁大会召开之前，铃木就知道这是浪费时间。接受《波茨坦宣言》需要内阁成员的一致赞同。占据内阁职位的陆军大臣阿南将军，肯定要拒绝和平建议。内阁大臣和他们的秘书们只是占据着席位而已，这时，一名官员走进会议室，报告了第二个灾难：长崎遭受了广岛一样的命运。
折磨一个民族的六个日子就这样开始了，这个民族历史上从来不知道什么是失败。现在，必须尽快决定一亿日本人的命运，以免美国人再次扔下原子弹。这是一个关键的时刻，需要一位由最高决定权的人物来平息口水之战，把这个民族从毁灭中拯救出来。这样的人物很快就出现了——他出乎意料地出现，整个日本国都感到惊讶。
促使天皇行动的是内阁的明显无能：除了争吵外无所事事。长崎的可怕消息对于澄清认识毫无补益。在下午2点30分，内阁做出了决定。就在上午10点之前，在经过数个小时无用的争辩后，铃木提出进行投票。大多数大臣选择接受《波茨坦宣言》，但是仍有持不同意见者，包括战争大臣阿南。铃木厌恶地宣布休会，然后和外交大臣重光葵匆匆去面见天皇。那天上午，裕仁听取了首相的意见，天皇最亲密的顾问、封建主、天皇印章的持有者木户勋爵认为，天皇要采取行动打破僵局。最新的报告只是加深了人们的这种印象，即日本的领导人已经陷入了纷争不能自拔。裕仁意识到，如果日本想要避免被彻底毁灭，他就必须抽剑砍断纷争的结子。
裕仁同意在当晚举行帝国会议，以打破僵局。晚上11点之前，内阁和最高委员会的各个成员接到诏令要求与会，木户勋爵和其他几名前首相也接到了诏令。人们都感到迷惑：通常，只有在向天皇呈送已经达成一致的协议时，天皇才跟他们见面。内阁和最高委员会的成员们匆匆赶往地下皇宫掩体，地下皇宫掩体跟“图书馆”毗邻，“图书馆”是一个加固的水泥建筑。自从5月份皇宫在空袭中被损坏以来，皇室成员就住在地下皇宫掩体里。
会议室已经准备出来，这是一个长宽分别为30和18英尺的防空掩体，光线暗淡，几乎不通3。与会者穿着正式的服饰，感到呼吸都有点困难。11点50分，裕仁走了进来，登上王座。他显得有点萎靡，似乎非常疲劳。王座位于一个小讲台上，在讲台上前面是一张盖着金色布的桌子，后面是镀金屏3。出于传统的规定，与会者避免正视坐在他们面前的尊贵要人。
铃木要求朗读《波茨坦宣言》，会议开始了。“六要员”中的每个成员站起来轮流陈述自己的意见。外交大臣重光葵不慌不忙地说结束战争的时刻到了——如果盟军允许日本保留天皇。海军大臣米内对此表示同意。阿南将军则表示反对，他严厉地表达了自己对于和平的条件：必须允许日本自己遣散自己的武装力量，允许日本自己审判日方战犯，对盟军的占领施加限制。“如果这些条件得不到满足，我们就要继续勇敢地战斗，直至牺牲”。
当有人问是否日本还有能力战斗时，陆军参谋总长梅津将军的回答出奇的乐观，他宣称，反空袭措施将阻止原子弹再次攻击日本。“我们始终保持自己的力量，”他说，“我们期望着进行反击。”
直到凌晨两点，会议还未取得任何进展。年老的铃木费力地站起来。“我们讨论这个问题已经数个小时，却没有任何结论，”他开始陈述意见，苍老的声音充满坚定。“我们没有先例——我发现找到这样的献礼是困难的——我必须怀着最崇高的敬意，请求天皇表达自己的意愿。”
铃木慢慢地转过身，走向天皇。这种做法有似于对天皇的亵渎。会议室充满了喘气声，惊呆的阿南喊叫起来：“首相先生！”铃木好像没听见似的，继续前行，到达天皇坐着的台前，朝天皇鞠躬。裕仁天皇会意地点点头，铃木返回自己的座位。
天皇站起来开始讲话。他声音显得脆弱，显示出自己对打破数个世纪传统的紧张心情。“我已经严肃地思考过——”天皇说，“国内国际的局势，我得出结论：继续战争意味着民族的毁灭，意味着世界上流血的增多和残忍。”
在场的听众鸦雀无声，人们好像受到了催眠。
“看着我无辜的人民遭受痛苦，我不能再忍受。”裕仁停顿了一下，凝视着钢梁构造的天花板，用带着白手套的手指擦了擦眼睛。他继续说：“想到那些忠心为我服务的人，想到士兵和水手在战场上死亡或受伤，家庭失去了他们的财产——经常连生命也保不住，我感到痛苦。”
天皇继续讲着：“我们必须忍辱负重的时刻到来了。我含着眼泪，同意接受盟军的宣言，宣言要建立在外交部勾划的基础上。”
裕仁转身走出屋子。8月10日黎明，内阁成员们都签署了意见，接受《波茨坦宣言》——条件是，天皇的最高权力不容更改。
整个日本都醒悟过来了，宣布御前会议有条件接受协定的电报发往日本驻瑞士和瑞典大使馆，消息再从那里传到华盛顿、莫斯科、伦敦和重庆。
那天上午9点30分，阿南将军走进陆军部，告诉他的人员投降的决定。这位陆军大臣用手掌拍着自己的平头以示强调：“如果这里有人想跟陛下的决定作对，他只能在我死后这样做。”
阿南的声明没有使所有的官员都服气。那天晚些时候，官员中有两个人——包括阿南的内弟、陆军上校竹下正彦副官——以阿南的名义在广播中了一则消息，督促正在收缩的日本所有的军队“坚决地战斗，即使我们吃*吞土，即使我们睡在野地里”。
当外交大臣重光葵得知这则伪造的消息时，他决定不再等待帝国会议的决定，而通过官方渠道同盟军方面联系。重光葵担心，如果不立即同华盛顿联系，盟军可能把下属官员的言词理解为拒绝《波茨坦宣言》。那天晚上，外交大臣怂恿多媒新闻社的一名编辑，把帝国会议的决定变成摩尔斯式编码，用英文传输给美国和欧洲。
消息传出来后，一群叛乱的陆军军官在东京爆炸了手雷，企图以此煽动实行军事管制和加强陆军的控制力。他们没有达到目的，在一个受到连续几个月轰炸的城市里，没有人对几枚手雷的爆炸给予太多的注意。
在华盛顿时间8月10日上午7点30分，全世界都收听到了重光葵在电台的消息。
美国政府对此的回应是：“从投降那一刻起，天皇的权威，以及日本政府统治国家的权力，应该属于盟军的最高统帅，盟军将会采取认为必要的措施执行投降协议。日本人民自由表达出来的意志，将决定日本政府的最后形式。”
除了苏俄之外，所有的盟国都立即接受了这一回复。俄国人很贪婪，他们跟日本交战仅仅两天，他们需要更多的时间来消化斯大林觊觎的土地——中国东北、北朝鲜、千岛群岛和萨哈林岛。苏俄企图令人讨厌地阻止和平，在占领日本的盟军高层指挥圈中，它坚持自己拥有席位，并主张对选出来的最高统帅投否决票。
在同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黎明前的会谈中，美国驻莫斯科大使.埃夫里尔;哈里曼突然拒绝了苏联的要求，说道：“它们完全不可能。”几个小时以后，苏联认识到自己的要价难以实现，于是妥协，同意了伯恩斯*拟的对日本的回复。8月12日，盟军通过瑞士向日方送达了正式回复，并且通过洛杉矶的短波对此进行了广播。
在东京，木户勋爵匆匆起*了手稿给“图书馆”，并给天皇朗读，他强调了日本政府的最终形式要由“人民自由表达的意志来决定”这一条款。他指出，这一条款意味着君主政体的结束。“这并不重要，”裕仁天皇说，“如果人民不想要天皇，君主政体就是无用的。我想，让人民自己做出决定很好。”
但是，当内阁开会讨论盟军的广播时，事情很快陷入三天前的僵局中。重光葵赞成接受敌方的回复。如果日本坚持要对投降条件再作修改，盟军可能彻底废除天皇政权，而不是让日本人民自己做出决定。
阿南将军站起来，指出应该拒绝盟军的回复。“他们想阻挠天皇的权力，”他说，“我主张艰苦斗争到底，奋力捍卫国家。”
会议上的一个客人给予了阿南支持，他是顾问委员会主席平沼骐一郎，在有关国家的问题上，他向天皇提出了建议。这个78岁的前首相争论说，使天皇服从于盟军的最高统帅，意味着裕仁天皇近乎变成奴隶。平沼在内阁会议中没有投票，但是他充满**的花言巧G压倒两个大臣。即使铃木也在辩论中收敛起来，“如果别人强迫我们解除武装，”他说，“除了继续战争，我们便没有别的选择。”
重光葵对铃木的反复感到吃惊。这名外交大臣主张，会议最好能在和平努力完全土崩瓦解之前结束。在重光葵的催促之下，铃木宣布休会。
重光葵返回办公室，告诉助手说，如果内阁继续争吵，他自己可能辞职。重光葵的助手、副大臣松本俊一建议重光葵再争取些时间。盟军的正式答复已经到达瑞士大使馆。“我们为什么不能假称明天上午才收到答复？”松本建议，“今晚请回去休息一下。”重光葵表示赞同，间隔了好长时间，他才打电话给木户勋爵，告诉他情况不妙。
那天晚上，木户勋爵召铃木到自己的办公室。他想平息首相为和平进行战争的努力。“如果我们在这个阶段拒绝《波茨坦宣言》，”木户对铃木讲，“100万无辜的日本人将死于轰炸和饥饿。如果我们现在寻求和平，我们中的四到五个人将遭到谋杀，但是这很值得。还有，现在寻求和平是天皇陛下的意志。”
8月14日一开始，美国就传来一则消息。在快天亮时候醒来的东京居民看见天空有一架B29轰炸机。这架飞机装载着不具有致命性的物品，即传单，“美国飞机今天不会轰炸你们。美国飞机在抛撒传单，因为日本政府已经表示要投降，每个日本人都有权利知晓投降条件”。
木户勋爵在宫殿的地面上拣到一份传单，上面的内容使他感到惊讶。他匆匆去向天皇报告，警告他说，如果军队获得了传单，军队就可能发生普遍的叛乱。天皇认识到时间不多了，他不能再等待内阁做出决定，如果仍有人反对投降，对投降犹豫不决，天皇将在上午10点30分，凭借自己的权威召集由全体内阁成员组成的御前会议。“我要下令投降”天皇说。
那天上午10点50分，天皇裕仁穿着简单的陆军制服走进地下会议室。铃木宣布开会，并征求大家的意见。又有不同的意见出现了。于是天皇开始讲话：“如果没有更多意见的话，我就说说自己的意见。”他的言行合乎礼仪，充满礼貌，但是这次他无疑是在命令大家给予默许。“希望你们都能同意我的结论：我们再也不能继续战争，”他继续讲，“我充分地认识到，让陆军和海军忠实的军官、战士们置自己的国家被占领于不顾而向敌人投降，那是何其艰难！他们也许会被指控为战争罪犯。”裕仁终于控制不住自己，他开始哽咽。两个大臣倒在地上哭泣。裕仁继续讲话，“我希望你们所有的人，国家的大臣们，服从我的意志，接受盟军就投降问题的回复。我希望内阁立即起*一个天皇谕令，中止战争。”他走了出去，留下大臣们梳理自己的情绪。
天皇没有给大臣们留下怀疑和行动的余地，即使阿南将军最后似乎要辞职。极为重要的问题是如何消息。会议期间，天皇已经表示，如果能推进和平，他会去任何地方，做任何事情，甚至在电台广播。这也是没有先例的，日本国家从来没有听到过天皇的声音，除了在1928年由于声音故障，麦克3传出身在50码外的天皇的几句谈话。
内阁在铃木首相的办公住所开了一下午会，起*了一个要中止战争的天皇谕令。两个描摹者用毛笔和墨水，用正式的宫廷G言，辛苦地写下谕令中的815个字母。大臣们同意有必要广播天皇的声明。大臣们推理，天皇是人们相信和尊重的惟一人物。但是，让尊贵的领导做现场广播，大臣们有些于心不忍，于是他们决定让天皇把自己的广播录制下来。
当手谕送给裕仁天皇时，天皇要求做些小的改动。因为时间越来越少，只是在另外的纸片上进行了一些改动，再把纸片粘贴到文本上。这样，在裕仁天皇当晚8点30分签署的时候，这一历史性文件就变成了一种羊皮纸拼图。所有的内阁成员在文件上签名又占用了预留的时间，结果到天皇的讲话录音准备工作完成之时，已经是晚上11点钟。
过了很短一段时间，外交部通过驻瑞士和瑞典大使馆向盟国发送了外交照会，向这些国家通报说日本已经接受了投降条件。
在11点30分，天皇在皇室事务部一个临时建起的演播室出现。对天皇充满畏惧又疲倦的东京电台技师们从中午开始已经在演播室等候，在这些人面前，天皇把手谕的内容录制了两遍。第一次天皇漏掉了几个词G。第二次他的声音太尖细，又漏过了一个词。他要进行第三次录音，但是皇室管家德川吉弘表示反对，他认为再录一次是折磨，不能要求天皇那样做。裕仁返回“图书馆”，休息了一晚。
凌晨1点30分刚过，一群陆军的激进派年轻军官发动了政变，杀死了负责守卫皇宫的近卫师团师团长森中将，盗用森中将生前使用的个人印，伪造了一个命令，命令包围皇宫所在地，还命令占领了国家广播公司NHK总部，以防止天皇的手谕广播出去。凌晨四点，一队士兵占领了NHK大楼，皇宫卫队封锁了皇宫所在地，关上巨大的铁门，切断了电话线，在一些重要地点架起了机枪。但是由于政变者未能得到陆军部长阿南将军和东部防卫司令官田中将军的支持，政变遭到了不可避免的失败。为首的军官们或用枪或用军刀解决了自己。
中午时分，全日本的活动都停止了。在工厂、学校、家庭和军事基地，人们聚集在喇叭和收音机旁，收听早些时候新闻广播预告要播出的重要广播。在长崎的浦上谷地，一群人聚集在一个喇叭周围，喇叭设在校园里，校园周围是成堆的烧黑的尸体。在广岛，人们站在喇叭前面，喇叭位于广岛一个被摧毁的火车站外。在东京，裕仁坐在一台陈旧的摆在地下会议室外的RCA收音机前面。天皇和他的臣民听到的第一个声音，是著名的播音员和田直元发出的。“本次广播极端重要，”和田紧张地说，“请所有的听众站起来，天皇陛下现在将要向日本民众广播谕令。我们尊重地播放天皇的声音。”
日本的国歌“君之代”播放起来，随后，天皇有史以来第一次向日本民众讲话。
“朕深鉴于世界大势及帝国之现状，欲采取非常之措施，收拾时局，兹告尔忠良臣民：朕已饬令帝国政府通告美、英、中、苏四国，愿接受其联合公告。
盖谋求帝国臣民之康宁，同享万邦公荣之乐，斯乃皇祖皇宗之遗范，亦为朕所眷眷服膺者。往年，帝国之所以向美、英两国宣战，实亦为希求帝国之自存于东亚之安定而出此，至如排斥他国之主权，侵犯他国之领土，固非朕之本志。然交战已阅四载，虽陆海将兵勇敢善战，百官有司励精图治，一亿众庶克己奉公，各尽所能，而战局并未好转，世界大势亦不利于我。加之，敌方最近使用残酷之炸弹，频杀无辜，惨害所及，实难逆料。如仍继续作战，则不仅导致我民族之灭亡，且将破坏人类之文明。如此，则朕将何以保安亿兆赤子，陈谢于皇祖皇宗之神灵乎！此朕所以饬帝国政府接受联合公告者也。
朕对于始终与帝国同为东亚解放而努力之诸盟邦，不得不深表遗憾。念及帝国臣民之死于战阵，殉于职守，毙于非命者及其遗属，则五脏为之俱裂。至于负战伤，蒙战祸，失家业者之生计，亦朕所深为轸念者也。今后帝国所受之苦固非寻常，朕亦深知尔等臣民之衷情。然时运之所趋，朕欲忍其所难忍，耐其所难耐，以为万世之太平计耳。
朕于兹得以维护国体，信倚尔等忠良臣民之赤诚，并常与尔等臣民同在。若夫为情所激，妄滋事端，或者同胞互相排挤，扰乱时局，因而迷误大道，失信义于世界，此朕所深戒。宜举国一致，子孙相传，确信神州之不灭。念任重而道远，倾全力于未来之建设，笃守道义，坚定志操，誓必发扬国体之精华，不致落后于世界之进化。望尔等臣民善体朕意。
裕仁昭和二十年八月十四日数百万日本人为天皇的讲话哭泣，他们的眼泪充满了悲痛、耻辱和欣慰，他们为失去的东西而感到悲痛和耻辱，他们为不再经受长期的痛苦而感到欣慰。在东京，成百上千万人拥挤在皇宫前，向天皇鞠躬。人们的渴望不时被手枪枪声打断，他们当中的陆军和海军纷纷自杀。
一些日本士兵拒绝放下武器，有些士兵卷入最后的野蛮行动。在距离长崎北部100英里的福岳，西部陆军总部的军官们用自己的剑，将16名被捕的美国飞行员砍死。在九州的大分基地，海军第五航空兵部队司令宇垣缠设计了自己的自杀方式——对敌人发动最后的攻击。
而当日本国内为了这些事情乱成一团的时候，刘建业正带领着他的部下乘坐美国的军舰，在大批战舰的保护下，在东京湾上航行。他们的目标只有一个，日本首都东京。
此时站在刘建业身边的既不是将军们，也不是美国的联络官，而是国内著名的战地记者范希天，萧秉乾，黎秀石。
范希天一生经历颇为丰富，充满着传奇色彩。青年时代的他三次进入大学学习，也曾当过军人，1933年下半年起为北平《晨报》、《世界日报》和天津《益世报》等撰稿，开始记者生涯。后来，他成为天津《大公报》特派旅行和战地记者。范长江以旅行通讯、战地通讯的新闻体裁，真实而详实地报道了当时国内政治局势的变化、大西北的地理人情及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
“范先生，萧先生，黎先生，我这次把你们找来，不但是希望你们和其他被我请来的记者们一起能够作为历史的见证者亲眼见证坚持抗战多年的中国军队最辉煌的一刻。同时，还有一个秘密的任务，希望你们能够帮我完成。这个任务，只有你们才能完成。”刘建业站在舰首，对三位大名鼎鼎的记者说道。
“我们都是手无寸铁的记者，手里只有一支笔，能帮得上你什么忙呢？”范希天说道。
“这件事情由我们来做，不是很方便，但是如果是有你们来做的话，那就不一样了，你们是无冕之王嘛。”
“说吧，到底是什么任务，我们只有知道是什么样的任务，才能知道是不是能够帮得上你的忙。”带着英军贝雷帽的萧秉乾说到。萧秉乾先生是从欧洲被紧急请来的。在此之前，他曾经作为随军战地记者跟随英美盟军在诺曼底登陆，并跟踪采访了西线盟军对德军的大反攻。
“事情是这样的。”刘建业点燃了一根雪茄，开始向三位著名记者说出自己的用意。
“我们答应你。其实，即使你不请我们，我们也绝对不会做这件事情的。我们不能眼睁睁的看着那些犯下了滔天罪恶的人不能受到正义的审判。”范希天激动地说道。
“无论如何，这件事情，我做定了。我不能让几千万的亡魂死不瞑目。”萧秉乾的态度十分坚定。
“只要刘将军给我们提供必要的方便，哪怕是丢掉这份工作，我也义不容辞。”来自中央社的黎秀石也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我只怕几位到时候会忙不过来。日本人这么多年积存的档案可以说是汗牛充栋，想要从中找到我们需要的东西，难度会很大。不过，如果我还坐在这个位置上，只要你们提出要求，我要人给人，要车给车，要东西给东西。”刘建业说道。
就这样，一个刘建业预谋已久的行动蓄势待发——
八年抗战，国民政府仅授了两枚青天白日勋章给普通的下层官兵。
一枚是授予陈怀民烈士。陈怀民烈士是空军飞行员，在武汉保卫战时，他的战鹰弹yao用尽，他本可以退出战斗，但是他没有，而选择了驾机撞击敌人和敌人同归于尽。
他有一个妹妹，正在武汉的地面观战，亲眼目睹了这一幕。而被撞击的日本空中王牌也有一个妹妹，年纪和陈怀民的妹妹相仿。陈怀民烈士的妹妹忍着悲痛写了一封公开信。她为她哥哥的牺牲感到悲痛，也为哥哥的牺牲自豪，因为他是为捍卫国家民族的独立自由而牺牲，而日本的飞行员虽然也很优秀，但他是为了把兽行强加在一个伟大民族身上而死，死得不得其所。
另一枚是授予武汉保卫战中的一名普通炮兵。遗憾的是在今天我们已经不知道他的名字。这名炮兵的阵地受日本空军的轰炸，全连官兵非死既伤，他也受了轻伤，但他没有退缩，一个人顽强战斗，操纵全连八门大炮，取得击沉敌驱逐舰一艘的战绩。
一个人操纵八门大炮，不了解的人可能会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开始也不懂，后来请教了真正的炮兵才知道是怎么回事。原来火炮射击和枪不一样，枪是直接瞄准，而炮是间接瞄准。操炮的人根据前方观察哨报来的距离方向校正大炮的射击诸元，然后射击。如果一切不错，炮弹将落在目标的周围，这时用炮兵的术G叫夹中，在夹中中就会有一个命中率，一次不中，多次夹中，必然就有命中。所以，一门炮单发射击的效果就不显著，必须由多门火炮一起开炮才能有效。一人操纵，就是不停的把八门大炮装填好，再一起射击。
在抗美援朝的时候，有一名来自天津三条石（地名）的战士也有这样的事迹，一人操纵八门大炮向美军轰击，赢得了战斗的胜利。
一个士兵在战争中的作用是很有限的，他们能做的事情也很简单，就是瞄准射击，瞄准射击，在自己的战位上，直到胜利或者死亡。但是当千百万个战士组织起来，在自己的战位上，瞄准射击的时候，就是反击侵略战争的汪洋大海，就是侵略者的坟墓。
能够获颁国家最高等级的勋章无疑是幸运的，更多的士兵在胜利复员的时候，只有一枚简单的抗日救国忠勇章，救国证。因为他们人数太多，太普通，国家都无法给他们颁发勋章。什么是士兵的勋章？士兵的勋章就是大地上自由盛开的花朵，是母亲与孩子的天伦，是千家万户安详的炊烟。也是今天正直善良的人们真诚的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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